当然，参加体育运动，甚至只是对此感兴趣，也会提高等级。但不是所有的运动，而是某些经过精心选择的项目。一位热望提高自己等级的贫民人士如果希望明确了解这些运动项目，只须走进一家上档次的男装商店——也就是一家中上等级的商店，详细看一下约翰·莫罗依建议他投资的各款领带。这些领带，就像运动本身，能教会他判断此类运动项目的可取程度。他会注意到，像莫罗依说的，一些描绘着如下图案的领带：“一条嘴里有只假蝇的小鱼、一只网球拍、一艘帆船、一只高尔夫球或一根高尔夫球棒、一匹马或一支马球杆”可能就是明智的选择。即便如此，也还隐藏着一些等级判断上的困难。你必须知道，钓淡水鱼比钓咸水鱼更有等级，如果钓的是鲑鱼和鳟鱼，鲶鱼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钓鲑鱼当然是有等级的，因为这跟苏格兰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冰上溜石游戏也是有等级的运动。[室外地滚球游戏由于是地中海（意大利）式的运动，同时还会引起与黑手党有关的联想，因而是贫民阶层的。]自从城市免费网球场开始激增，网球的等级地位便开始下降。但是，最上乘的网球运动仍然要求一套漂亮、昂贵的球服和球具以及价格不菲的网球课程，所以还够格充当中上阶层的体育项目。知道如何驾驶一艘小艇对于保有中上阶层的地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甚至驾船技术的好坏便足以体现等级的高低。当然，参加驾船比赛又比驾船兜风更有等级。作为一项高级体育项目，高尔夫球在今天倒是有些失势。如今，你甚至会在无意中听到上层贫民人士大谈他们的高尔夫球比赛经验。但这项运动基本上仍能满足艾莉森·卢里设立的要求：一项高级别的运动项目，从定义上说，就是一种要求大批昂贵用具。或者昂贵设施，或二者兼备的运动。最理想的是，这项运动应该能够迅速消耗物品和各种服务。例如，高尔夫球就要求许多亩未经耕种、建筑或用于商业目的的宝贵土地。完善的高尔夫球场还需要经常除草、浇水、修剪，并用价格昂贵的机器滚压草坪。事实的确如此。卢里所说的能迅速消耗物品和服务的高级运动项目还有另一绝好的例子：双向飞碟射击。在这项运动中，一局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击中飞上天空的陶碟的精确数目。尽管滑雪如今已下滑到中等阶层或更低的地位，但它当初可真是一项有等级的运动。因为滑雪费用昂贵，极不方便，而且只有在遥远的山区才有可能进行。除此之外这项运动还危险，这就意味着它像今天的雪橇摩托车和机器脚踏车一样，是“白色荣誉徽章”——三个上层阶级成员在冬季于腿部和踵部打上的白色石膏——的来源之一。这种白色徽章意味着某个社会范围内的高度、醒目的浪费。在这个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无法偿清的债务或者旷工一类的问题。从骑马发生的事故中也能获得白色徽章。骑马，就像驾游艇一样，之所以是项有等级的运动，并不在于昂贵，而是因为它实在太古老，还允许你从上朝下俯瞰别人。莉莎·伯恩巴赫用一个相当令人信服的公式来判断人们在中学和大学里从事的体育运动的级别：上等阶层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一般要比其他阶层小。因此，就地位的高下而论，高尔夫球和网球能压倒足球、篮球、排球和棒球，当然，还有保龄球。驾驶游艇是最昂贵的运动，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各项运动之冠。这也是上层阶级自我展示的表演艺术，但也存在一些不容违背的原则，比如人工驾驶仍然比机动驾驶等级更高。部分原因是光转动一下点火开关钥匙和操舵（你能拥有的最庸俗的船很可能是克里斯游艇，其装备跟梅赛德斯-奔驰车一样自动化）还远远不够，你还得具备一些必要的本领。船应该有相当的长度，至少35英尺，如果要换新船，你应该不断购进同类中更高档的船只，而不是相反。据一名游艇经纪人介绍，船的级别以5英尺为单位增长。他说，顾客们“一次增加5英尺，直到他们的船有60或70英尺长”。游艇应该是不那么舒适的赛艇式样，而不是那种矮墩墩、随随便便的家用型，后者可能暗示你在船上生活，因此也就表明了你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匮乏。由于这个原因，家用船级别最低，这就像拖车式活动房屋，至少在三个方面缺乏说服力：一、如果是活动的，这种船就靠动力而非人工驾驶；二、船内有多个房间，过于舒适；三、这种船可供人居住。上层阶级的小型赛艇则以古风和国际主义为特色。由于既古老又不具备当地特征，六米长的有帆赛艇级别很高。球：高级和低级。至于船体用料，通常有两项主要原则共同起作用，分别从物质、有机体、崇古几方面传达等级意味。自然材料制成的船要比用更便宜、更实用的玻璃钢制成的船有等级，因为自然材料曾经有过生命，用它制成船，船就会像东方地毯一样具有真正的古董风味。而当船体需要修缮或更换时，花费也会更高。一个中上层家庭孩子的冬季卧室。木质船在一些虚荣的船主眼中身价百倍，缅因州布鲁克林甚至出版一本叫做《木质船》（WoodenBoat）的杂志，定期提醒他们这种优越感的来由。在室内活动中，桥牌和十五子游戏当然是级别相当高的游戏，拼字游戏属于中产阶级，就像凯纳斯特纸牌游戏。中上阶层中很少有人下象棋，因为太难了。除非有一间专用的相当大的台球室，台球游戏才有等级。如果台球桌的罩布一撤掉，转眼就变成家用餐桌，那准是上层贫民无疑。如果台球桌小于标准台球桌的最大尺寸，结论也是一样。上层阶级有游艇，贫民阶层有什么？保龄球！如果你希望保住自己的上层地位，切记永远永远不要打保龄球。一旦沾上，你的中上阶层地位立刻就会降低。贫民阶层热爱保龄球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你能在打球时一边抽烟一边喝啤酒。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你参加的是某家公司的团队，你就能穿上一件缎子质地的漂亮的制服式恤衫，一只口袋上还有机织的字母——自然是你的名字。保龄球还有一个吸引贫民的地方，是不用穿运动装上阵：你能在尽情做这项运动的同时，体面地遮盖住你那贫民阶层的多脂肪部位。过去数年来，一直有人试图用委婉语或雅语来抬高保龄球的社会地位：球巷如今被叫做“球道”，球道两侧的槽如今被称为“通道”。但这样做无济于事，保龄球仍然是经典的贫民阶层运动项目，而且他们还不能玩得太多。你会发现，星期六的下午，那些在当地宗教用品商店购得一枚保龄球手祷告徽章的家伙，会舒服地坐在电视机前，冰箱里塞满罐装的米勒啤酒。那个时刻，他们一定是在目不转睛地研究“保龄球奖金赛”节目?中的每一个动作。谈到这里，也就不由得要谈谈运动迷和体育观众的等级问题了。由于板球和马球一类英式运动在这个国家很难开展，无缘一饱眼福的多数阶层很可能会迷上看网球，哪怕地点是在新近贫民阶层化的——也即现代化的——某一森林小丘。看高尔夫球也不错，在罗德岛州的新港市看美式足球比赛也不差。现场看比赛当然比看电视转播要好，因为那意味着一笔可观的消费。至于看电视转播球赛，比高尔夫球地位低一些的是棒球，橄榄球则更低，其次是冰球、拳击、普通赛车、保龄球。一度为广告商热衷的运动，比如速度旱冰，则地位最低。因为广告商后来终于发现，这项运动的观众大部分是下层贫民，甚至是赤贫阶层，这使他们苦心经营的电视广告全是白费力气：这些观众买不起任何东西，哪怕洗涤剂、防酸剂或啤酒。从那以后，速度旱冰比赛的观众便开始以“低命中率、不尽如人意”享誉于广告界，而这项吸引他们的运动很快就从电视屏幕上销声匿迹了。有两个动机促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球迷醉心于他们的运动项目。其一是他们需要以失败者的身份认同胜利者，他们需要笔直地竖起食指，手舞足蹈地尖叫“我们是第一！”一名棒球手说：“贫民所喜爱的比赛项目的全部目标就是要赢，这就是我们出售的。我们向许多在常规生活中根本无法得胜的人们出售胜利，他们将自己与‘自己的’球队——一支得胜的球队——联系在一起。”除了这种从各式各样的胜利中获得的体验外，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热衷体育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体育运动鼓励了通常与决策、管理或发布见解的阶层有关的炫耀才学、教条武断、记录备案、隐秘机智的知识，以及各种各样的假学识。每年秋季的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年度超级杯橄榄球赛，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扮演一次博学的烦人者和酒吧间里迂腐的空谈家，在短暂的赛季模仿上层阶级特有的权威模样，发表意见、颁布消息。也就是说，这两大赛事是一年两度无副作用的机会——似乎出于大自然的匠心，十分离奇，分别在逼近冬季和夏季的极点开始，使普通人也能获得一些自尊。因此，它们就像民主、神圣的日子和举办仪式的场合一样不可或缺。如果一位贫民阶层成员对可能导致某著名联队名次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一无所知，作为精通“比赛关键分”的行家，他可以假装了解为什么此番“战马队”或“闪避队”会赢，这样做能够满足某种强大的需求。由这些赛事引发的酒吧间或客厅争论，简直是国会山上和法庭里那些高级辩论的贫民阶层翻版。而对各种证据进行的精明权衡、各种深思熟虑的推断，则模拟了最高知识阶层的集会和研讨会的必要步骤。此外，反方遭受的讥讽和抨击，足以媲美最好的书评家和戏剧批评家的尖刻和雄辩。在比赛知识方面的权威，是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声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便是购物，尤其是通过邮购目录购物。这些以“居住者”为收信人的目录一年四季塞满邮箱。在与“送礼”有关的全国性节日到来之前的大约三个月时间里，更是铺天盖地。除了偶尔埋怨埋怨垃圾邮件，居民们私下里还是喜欢收到这类目录，因为这分明表示在某地有某人相信他们有钱，还有选择权。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同样欢迎这类目录，因为通过邮购而不是去商店购买商品，就可免遭不知天高地厚的售货员的羞辱。至于你买的是什么，哪怕邮递员也不会知道，对于那些缺乏安全感、极度敏感、社会地位不稳定、需要通过收集商品来维持自我的人们而言，邮购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方式了。所购之物并不重要。的确，这些目录提供的货品除了作为维持自我的手段之外，几乎样样都明显不是必需品。感叹“噢，需要不是理由”的李尔王肯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托克维尔也会明白的。年，在对美国进行过一番长期严肃的观察之后，他挥笔写道：“在民主国家里，通过阅读邮购商品目录获得满足。欲望是炽烈的、经久不衰的。但这欲望的目标并不经常是崇高的，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物品。”当然，他指的是“小目标”，但他的阐述的确奏效——你只消想一想那些镀铬的小冰钳、五角的小雕像，以及镌刻着“丹·布利斯的书”的仿银书签就会明白。中产阶级是这类物品的主要顾客。按邮购目录买来的商品确证了他们的价值，鼓励了他们的抱负。当他们打开音乐盒盖，一首飘出的《不可能的梦想》使他们满心欢喜，因为这意味着只要去希望就有可能实现梦想；意味着如果自己是个好孩子，就可能被中上阶层邀请去麦基诺岛?共度暑假，也有可能被耶鲁法学院录取。某些商品的广告则暗示，购买者早已踏上了迈向中上阶层的征程，因为这类广告的常用语是“有鉴别力的人”和“有教养的人”。所以，这类广告也就不足为奇了：“六只各不相同、人工吹制的水晶玻璃酒杯能满足您精挑细选的热诚。”人们对“金”的器具——餐具、厨刀——的需求量很是可观。当然，这类器具不愿愚弄任何人，可偏偏就会如此。李尔王一定很容易理解一些人对“装在仿鹿皮袋里的”镀金骰子的兴致。订购一块印有你母校图章的帆布刺绣，能展示你与一所有等级的院校的关系，令人感动的是，这个例子在想象中不是指特拉华大学，而是哈佛。对于渴望进取的中产阶级来说，伟大的等级图腾是“英格兰母亲”，正如某一类商品标志[“这是一些将我们与‘英格兰母亲’联系在一起的（军团式条纹）纽带（领带）”]。不少商品目录的封面纷纷使用英国国旗，直截了当地奔向崇英主题。有一份目录先是声称：“我们是毫不掩饰的崇英派”，然后便将不列颠与不折不扣的无机材料——例如仿羊毛和人造皮革——联系在一起。从这家公司，你不但可以买到骑兵的佩剑，还能获得一册与之“配套”的丘吉尔的《我的早年生活》（MyEarlyLife，17.5美元）。还有一份目录推销银质的崇英书签，书签上是三位伟大的英国人肖像——莎士比亚、丘吉尔、福尔摩斯。很明显，没有哪种商品会丑陋和荒唐到不冠以准英式名称就销路惨淡。但的确有这样一种不幸的铜质蜡扦和熄烛器混合产品，如果叫“烛具：新泽西州汉肯萨克”就一定卖不出去，它的名称是“肯辛顿熄烛器”，并被描绘为“一种带罩的小饰件，为您的家庭增添一缕典雅的英式魅力”。与此类似，还有一个仿银面包托盘的广告：“来自乔治王王宫”。不错，但究竟是哪位乔治王？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还是六世？不论几世罢，“国王”这个词就足以奏效了。所以，下面这一点也许并不令人吃惊：专事传销英式商品的那些最势利的邮购公司，其中一家就坐落在亚利桑那州的坦佩?。以中产阶级为目标的商品目录似乎认定，只有那些把自己想象为英国人后裔的顾客，才够资格欣赏印有纹章图案的商品（“您的盎格鲁-撒克逊名字在上面吗？仿羊皮上是您家族盾形徽章的精美凸饰”）。由于中产阶级对声誉良好（也即英式）的家庭背景的需要是如此根深蒂固，与这个阶级有关的所有买卖也就小心地避开了任何粗鲁的方式，例如，某份商品目录向读者推销一套二十四只的酒杯：上面将“印有凸饰”，“是您自己的家姓和徽章”，然后是数行细小的句子：山森纹饰机构将从我们的记录和参考书中选择一个看上去您的家族先辈曾使用过的徽章，或者一个专名变体。所选徽章绝不会意指或暗示您的家族与原使用者之间的家谱关系。随后的信息还可悲地向这一骗局的观众示意，你“只须每月花5.99美元，用十个月的时间，外加必要的费用”，即可获得这种酒杯及附属文件。异曲同工的是，那些由于家族移居到这个国家而自觉地位下跌的苏格兰人，会收到另一类带来古老自尊的商品目录，例如“家族”墙饰板，数目可观、由“您祖国的”格子呢制成的物品，比如品牌不详的格子呢领带。此外还有一些小小的特威德郡?南部人戴的苏格兰男式便帽，你戴上它保准会像个十足的傻瓜。所有这些“纹饰”和“家族”配件，表明了中产阶级耻辱的烙印和烦恼的根源——自觉的无足轻重。这种感觉有多么深刻，多么伤怀——“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决策的时代，”C·赖特·米尔斯说，可是“他们明白，他们无法作出任何决策。”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存在一个所谓“皇家后裔美国人”的组织。我们这才意识到，马克·吐温创造的公爵和王妃形象，正是十足的美国特产。商品目录还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中产阶级那种要证明自己深远（如果不是潜在的古老）根源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积累宝贵“收藏”的机会，以便留作后代的传家宝。这一机会暗示：每个人都可以是亨廷顿、弗里克或摩根?，当然，起步稍嫌晚了一点，但至少已开始了必定具有投资兼家族流传价值的收藏。商品目录迎合贪欲的倾向是明显的：“日益难觅的维多利亚时代烤面包片架是收藏者理想的投资对象。”事实上，向中产阶级或更低阶层兜售“收藏货品”的生意眼下已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不妨看一看售价20美元的诺曼·洛克威尔?插图，据称它会身价倍增（！），因为这是诞生于“一百个战火连天的日子里”的“有限版本”。显然，成千上万个可怕的事件都有可能在那段时间发生。这类“可供收藏”的商品无一例外地丑陋、价值可疑，而且索价昂贵，却批量生产，比如单价15.5美元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插画人物小塑像，标价42美元的喜姆瓷像娃娃?，标价52.05美元的英式人形水罐，以及自称英式风格完美化身的皇家道尔顿陶瓷塑像（“我们的优惠价格，.5美元”）。无论一件商品多么丑陋不堪、一文不值，只要定一个足够高的价格，便可跃居商品目录的“收藏榜”。某份中产阶级的商品目录推销六只一套的“收藏者酒杯”，其特征实在是无从考证：柄脚上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名牧师，诸如此类的小型陶瓷塑像，玻璃杯沿是镀金的，不谙行情的新手出于“投资”目的购买这六只着实可怕的酒杯须支付美元。想象你是一名中上阶层访客，正被引领着参观一位中产阶级的起居室。跃入眼帘的一切都很好，很干净、整齐，但有一样东西让你迷惑不解：靠墙立着一只用胡桃木薄板制成的又高又浅的展示柜，一块透明的丙烯酸类玻璃将数十个长形格子与外界隔开。你从没见过这样的摆设。当你走近一些去观看里面的陈列，却发觉自己越发摸不着头脑了：成百个新式针箍一个接一个地挤成蜿蜒的几列。“这是什么？”你问。“这是我的针箍收藏。”“您的什么？”“我的针箍收藏。”“嗯……您是从哪里——呃哼——找到所有这些的？”“邮购目录。”“哪儿？”“邮购商品目录。”你出于好心，不再追问“为什么”了，因为它们是一项研究：这里有砾石针箍、皇家婚礼箍，还有“教皇主教冠针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年在美国主持弥撒时佩戴的主教冠的微型陶瓷素烧摹本”，有绘着田园风光和印有带教育意义文字的陶瓷针箍，还有一枚嵌着来自真正的“维也纳森林”的一片镀金叶子……你幡然醒悟，这个国家一定聚集了不少新奇针箍的中产阶级收藏者，而眼前这位向你展示自己收藏的甜蜜女士，不光认为这项事业有趣，而且相信它极有价值，这才是可怕之处。我很为这位女士感到难过。她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这类中产阶级商品目录中出现，尤其在其中的商品与厨房工作有关时。例如某类专为那些怀疑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苦役家庭主妇的女士设计的悬挂饰板，上面写着以下诗行，她看见后不但能振奋精神，还能赢得别人的同情。请祝福这个厨房，我在这里操劳。请祝福这个小角落的每片时光。让欢乐、笑声香料、煎锅以及我的扫帚，共同分享这块空间。让爱和健康祝福我和我的一切，于是我就不会索求更多。（我个人认为，该诗的中间三行明显地蕴涵着一种伤感，似乎充满爱意，却明确说明了叙述人的奴役处境。）这类刻意将不幸表现为优势的饰板的对应物，是另一种商品目录提供的爱尔兰手提袋。该帆布手提袋上印着绿色的饰有三叶草图案的字母——“做爱尔兰人是神赐恩典”，这一修辞技巧（我们可以称为“非强调式”）与“我爱纽约”的广告口号有几分神似。某类目录向中产阶级提供的一些商品却没能正确理解购买者可悲的精神需求，比如一只矗立在木架上的四英寸高的铜钹：高达一英寸的大写字母镌有“地位之钹”的字样。类似的还有一种印有如下文字的枕头（价格为25美元）：暴发户比一贫如洗要好由汉马克·施莱默公司提供的“换塞香槟酒”几乎隐含了所有应该为人所知的中产阶级心理状态。该公司的商品目录上说：“这种别致的瓶塞能在开瓶后继续保持香槟酒的轻盈、起泡，并带有电镀的金边。”这就是了，同时需要绚丽的奢华和精打细算的审慎，这两个矛盾的需要在不幸身陷中等阶层的人们内心经久不息地交战着。另一方面，从专为上层阶级准备的商品目录看，这个阶层的成员大部分与这类内心交战无缘；读Talbois、L.L.Bean和位于达拉斯城的TheHorchowCollection公司印行的商品目录的中上阶层读者们，知道他们需要的小饰物是什么：昂贵的一次性用品，也即主要为生活中什么都不缺的人们准备的用品。根据这种为上层设计的目录，你可以定购银质蛋卷冰淇淋夹具、银质熄烛器、自动开瓶器、金质或银质领夹（不可思议，因为显然对购买者来说毫无用处，他们总是穿牛津布、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衫）、一套装的小黄铜牛仔靴（用来摁灭烟缸里的烟头）、为白兰地酒杯配置的黄铜加热器和小型酒精灯。购买此类物品的人们几乎闻所未闻维护自我或个人抱负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自我从来稳如磐石，抱负则从来没有想过。面对一份兼具中上阶级和上层特色的商品目录，你如何进行判断呢？有一点是一样的，如果目录出现一张以面包篮或面包保温柜为内容的彩色照片，堆满画面的一定不会是面包圈、松饼或类似的平民食品，而是法式起酥。这些目录还都会一次次地推销数目不成比例的中国工艺品（例如姜罐），这象征着与“古老”东方的密切联系：美国人曾经殖民、传教、办教育、光顾并劫掠的古老东方。但如果一份目录推销的是价值美元的金属盔甲——全套并带佩剑，那你就可以断定，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所有接榫部位均可充分活动，面罩同样。”你既可以用架子展示这套盔甲，也可以穿上它去参加聚会（尽管它重达75磅），还可以经由面罩将饮料灌进头盔。表明一份目录高层身份的主要标志是推销服装。如果寄来的东西不合身或看上去不对劲，富人们不会在乎把它们转送给救世军或仆人们。贫民阶层就冒不起这种风险。就算他们真的通过邮购商品目录购买了衣服，风险也很小，因为他们选购的那些服装没有尺码。与这种风格如出一辙的，是他或她那印有迷彩服图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的棉织T恤睡衣，和配套的、口袋上印有“贝尔，我冷”字样的衬衫式男式睡衣（红色或红色条纹）。如果说中产阶级购物是为给自己提神打气，上层人士购物是为了找点乐子，那贫民阶层购物就可以理解为向技术和艺术表达敬意。太空科学电子手表（带音乐报时器）在贫民中十分走俏，当然，照相机也是如此，并且越复杂越受欢迎，音响和彩色电视机同样如此。如前所述，贫民阶层绝不会因为邮购的袖珍计算机太矫饰而滥加贬词，一些带艺术气质的物件：一只用浅浮雕手法描绘圣约翰诞生的陶瓷蛋、一艘“音乐凤尾船，黄铜凸饰精美繁复，有带铰链的金银盒，打开时可看见内部雅致的红色天鹅绒”。此外，还有带心形镜片的深色眼镜；尺寸与毛毯相仿的丙烯酸类纤维质地壁挂，上面一匹种马正迎面向观看者奔来；一幅马厩门的照片（你可以粘贴在墙上的壁画），其中一匹马正从门内向外举目眺望（每座房屋都是一处马厩）；“手绘在刺绣帆布上的您的宠物：请送给我们一张效果理想的彩照”；边框上（再一次）写着“幸福就是做祖父”的汽车执照牌；镶着阁下爱犬彩照的餐具[“您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珍藏（它）……另付4.5美元，即可制成个人专用，25个字母为限]。有一些贫民阶层的饰件没有多少艺术气息，却伶俐小巧、制作简单，例如古典的刘海发卡。另一些则多愁善感，富于“传统气息”，比如旧英格兰式样的卷筒卫生纸，每一张纸上都印有“圣诞节快乐”的字样（“作为美妙的小礼物”）。值得一提的是，流行的贫民阶层商品目录中，真的已经见不着新式扑满（存钱罐）的身影了。也就是说，这类玩意儿在通货膨胀之前会使“储蓄”这一行为看上去像一个残酷的玩笑：你曾经往里面塞硬币，准备支付教育费用，或者哪天用来做一次奇妙的旅行。对基督教传统的强调，是贫民阶层商品目录的永恒特征。有一份商品目录宣称自己是“一份基督教家庭的商品目录”，并为读者准备了好几十条镌刻在小型仿木质饰板上的自我道贺的格言，如“主啊，请助我安心，今天不会发生任何你我合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当你助人登上峻岭，你离顶峰就更近了一些。”或者“你已触动我，我已成长。”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专用饰板则能让她确信她的苦役富有价值。总之，这类饰板坚定地重申了上帝对贫民阶层的厚爱，毫无疑问，上帝他老人家的确是这样的，尽管看起来总是并无太多必要地老调重弹。贫民阶层商品目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总会有独角兽而不是其他动物，这种动物出现的频率极高。我们可以见到长毛绒独角兽、白锡独角兽、黄铜独角兽、旋转式陶瓷音乐独角兽——想象力所能及的每一种独角兽都有。一份目录宣布“时下独角兽正走红”，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尝试找出其中的确切原因，最终还是不得其解。原因也许很低调，但一定是高度挑剔的崇英势利心理的作用，将独角兽从英国皇家军队里引诱了出来，却把狮子?给忘了。其实狮子倒是更有等级的动物，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也许是托尔金?的流行（但不是在贫民阶层中，肯定吗？）刺激了人们对所有“神秘动物”的兴趣，又也许是独角兽所代表的异国情调（这动物据称是一种罕有动物，所以宝贵）刺激了贫民阶层的想象力。也许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与龙不同，独角兽完完全全是一种温和慈祥的神秘动物，与那些被贫民阶层视为神圣的真实动物——鲸、海豚、熊猫、考拉熊——很相似。而在有知识的贫民阶层看来，独角兽可能与性有一种模糊的关联——隐约让人想到处女或生殖器崇拜，等等。不论独角兽在贫民阶层中风靡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动机恰好例证了文学批评家们一度使用的诽谤之辞：伪指涉。这一现象似乎不详地指向某种比现象本身更具体的东西。我的面前是一幅自命不凡的贫民阶层绘画作品，乍看似乎大有深意：一只独角兽正完整地从一个蛋中破壳而出，背景是一道彩虹，和一片“黄道带”繁星闪烁的天空。而这一动物，他（她？）自己也浑身缀满星星。含意？恐怕毫无实际含意，但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贫民阶层的自满，这种自满满足了对奇特预示和暧昧的双重欲望。上层贫民经过大量投资和精心摆设的客厅一角。贫民阶层与中产阶层都乐于为自己构思名字，并从中汲取信心。这似乎表明，用名字来表达自己，能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像这个社会一样变化不定，可以随时更换。所以，这两个阶层的人们都热衷于让自己的邮购目录“个人化”。这种需要常见于那些用同样的方式获得对自己身份和价值的信心的小孩子们——“这是我的鞋袋”，“这是我的杯子和碟子”，等等。因此，通过中产阶级商品目录，你可以订购到“他”和“她”的腕表。“他”的腕表上写有“约翰”，“她”的则是“玛丽”。由于这一特色，每当你抬腕看时间时，都会感到一种欢悦，这感觉每天重复无数次：一瞥之间就能看到自己的名字，这真让人欣慰，你终于成为了一个人物。不难辨别，与那些用涂鸦污染地铁车厢并且不忘写上自己姓名和地址的赤贫阶层“艺术家”兼不法分子相比，二者的动机相差不远。至于消费着臭名昭著、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的人们，其精神困境我们也可以从贫民和中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中看出端倪——他们需要从商品目录中购买一种贴在汽车仪表盘上的小型仿铜牌匾，上面镌刻着：根据（某人的名字）的要求制造瓦尔特·惠特曼一定理解这个小牌子的全部意义。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对“全体”的津津乐道已经威胁到了“自我”的概念。通过目录购买的商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进行个人化加工处理。你可以买到个人化的、标有三个姓名首字母的英国璐彩特餐巾环；你为壁炉添置的帆布原木提袋上会印有由你的姓名首字母组成的花押字（“我家专用”，跟着是醒目的藏青色姓名首字母）；你可以买到用来盛口香糖的仿金金属盒，上面刻着你的姓名首字母，以及“口香糖盛在一个刻字、金色的金属盒内会更有风趣。”某类目录为一种汽车前座坐垫做广告，说明不但你的全名会用三英寸高的字体书写，还会用引号标注——这正与贫民阶层的用法巧合；或者，这样一块摆设在壁炉前的防火地毯怎么样：藏青色，在七颗隔开的星星下方，一只金鹰上方，用哥特式字体写着你的姓氏。这是“联邦”风格？这样的风格当然有助于澄清来访者头脑中的疑惑：我究竟走进了谁家的客厅？我不打算过多解释这种反复强调自我的做法中引人怜悯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在自家客厅的时钟前方放一张“自己的”黄铜、青铜或玻璃名片，或者在办公桌上摆一块小巧精致、标有“自己”姓名的牌子，这种需要当中确实有些让人心动的东西。就事实本身来说，桌前的姓名牌是惹人哀怜的。只有汽车销售商、军官，还有其他一些对自己的地位满腹狐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有无资格拥有一张办公桌的人们，才会心仪这种摆设。也不妨考虑一下对“个人专用藏书章”的需要吧。在每本属于你的书上印下你的名字和姓名首字母，书的主人是谁当然毋庸置疑。个人专用藏书章标明的是，“某某的图书馆”。自然，拥有一家“图书馆”满足了某种精神需要，就像拥有一间“酒窖”或一套房屋固定装置（炉子、水槽、水管）一样。正因为如此，你才可能邮购到标有“某某府第家酿”字样（法文，空格留待你填写“您的姓氏”）的卡拉夫酒瓶，或“为两个人准备的”酒具，除个人专用饮料瓶外，另附两只分别铭刻夫妇二人名字的酒杯。即使不时总有某个声音在悄声告诫你，到处展示自己的姓名不见得是真正有等级的做法，你仍然可以一意孤行，只须稍敛锋芒。你可以像中上阶层人士一样，他们把姓名首字母刻在旅行车车门上，或让它们隐现在游艇的信号旗上；也可以订购一种图坦卡蒙风格的银质涡卷饰，姓名字母已经拼写出来了，但却是“象形文字”，适于佩戴在项链上：“让它使你更有生气，因为它与一位埃及君王有关。”把饰板摆在厨房里充当抚慰剂的家庭主妇们，则可以投资一种石质馅饼托盘，上面写着“凯伦的手工馅饼”（任何名字都可以），有人可能要流泪了。顺便提一句，如果你想知道中产阶级认为孩子取什么名字才显得有地位，只消观察一下孩子们铅笔上印的名字，你的见识就会大有长进，它们会让你想起英国浪漫派文学的旋律。女孩儿可以叫史黛西或金柏莉；男孩儿则可以叫布莱恩、杰森或马修。《权威预科生手册》通常极少出错，但也有瑕疵。它竟然认为，无论你用任何方式处理姓名首字母和由姓名首字母组成的花押字都是有等级的做法（也许本意是讽刺，但我可不这样认为）。无论哪个等级的人们展示由自己姓名首字母组成的花押字，我们都有必要像辨别暗纹一样用心辨别其自身的重要性，而他想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需要倒是凸显无疑。其实，如果你确实是位中上阶级人士，你的签名只应该出现在支票簿上！（无法辨认的）亲笔签名下方再附上打印的姓名。对美国人来说，个人化并非必不可少，但通过商品目录购物却似乎能使他们实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购买行为来实践有关选择的幻梦。邮购释放了有关权力的幻梦，并且还无须冒险与那些可能会质疑你权力的人碰面。邮购不需要的物品这一举动，隐秘地重新验证了凡勃伦所谓的“明显是出于挥霍和敬意的消费，却带来了精神上的收益。”在特定的情绪中，当我们扪心自问自己想做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仿效“朝圣者比利”?的母亲。“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库尔特·冯尼格特说，“她一直在尝试建立一种生活，即找到她从礼品店买到的每一样东西的意义。”①?DwightMacdonald（—），美国作家、编辑、社会评论家、政治评论家。——编者注②?一种廉价杜松子酒。——译者注③?餐前酒的功能是开胃，因此应该饮用较干的酒类，以促进胃液的分泌。——译者注④?DianeJohnson（—），美国小说家、散文家。——编者注⑤?英语中烟蒂一词“butts”也有屁股的意思，这里作者取双关语。——译者注⑥?这些是西方最为普通的早餐食品。——译者注⑦?指纽约。——译者注⑧?阿诺德和胡椒岭均为英国地名。——译者注⑨?在美国超级市场里，鱼通常被处理成一块一块没刺没皮的白肉出售。——译者注⑩?“卡沃”冰淇淋店多卖水果味的冰淇淋，被作者暗指等级低下。——译者注??靠近美墨边境地区的居民多为穷人，作者暗示那种餐馆根本不会有此菜式，只是用此菜名来附庸风雅。——译者注??SuperBowlparty，在美国每年一度的超级杯橄榄球决赛日举办的派对。——编者注??ArthurB.Shostak（—），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编者注??瓦尔哈拉神殿，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译者注??BowlingforDollars，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视游戏竞赛节目。——编者注??MackinacIsland，美国密歇根州北部避暑胜地。——编者注??Tempe，因希腊的Tempe谷（ValeofTempe）而得名。——译者注??Tweed，Tweeddale，今名Peeblesshire，皮布尔斯郡，位于苏格兰东南部。——译者注??皆为美国著名古董收藏家。——译者注??NormanRockwell（—），美国插图画家，以报刊封面画闻名，其招贴画《四大自由》在“二战”中广泛传播，获“总统自由勋章”。——译者注??BeatrixPotter（—），英国插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彼得兔》系列绘本。——编者注??Hummelfigures，德国最著名的瓷制工艺品，所有娃娃形象均来自德国一位名为Hummel的修女的画稿，当今最受追捧的珍藏品之一。——编者注??狮子也是英国皇家军队徽章上的动物。——译者注??J.R.R.Tolkien（—），牛津大学教授、古英语专家、魔幻小说巨著《魔戒三部曲》作者。——编者注??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Vonnegut，—）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LIFEOFTHEMIND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20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我曾听说过一个人，在名校获得一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为的就是日后人们简单的一句话：“他可是一路从耶鲁学出来的啊！”毫无疑问，在美国，这句话的确能使人推崇备至。不管怎么说，这样被授予社会地位，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讨厌的差别标准，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硕果。只要想想汽车后窗的大学标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们居然会向人炫耀即便不那么知名的学校，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们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受过教育的高等学校为荣，大学的声望早已高过教会了，比如没有人会在他的后车窗贴上“密歇根州休伦港圣名慈善会”，或者“埃尔迈拉市第一浸礼教会”之类的标贴。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这个做法，不用说，你就可以计算出当今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享有的荣誉了。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就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而事实上，魔方正确的可能性是。”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①，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自称为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还会发现诸如烟草研究所、酒精饮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谓的“研究所”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设有“讲座教席”和“教授”职位，由于某个资助者在一份杂志上的声明，我们偶尔得知，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竟拥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德威特·华莱士②传播学讲座教授”的职位。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至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③，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一些人，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费斯克（EdwardB.Fiske）年所著的《—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④，据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统计“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米其林指南》最高三星级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一个人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伯洛伊特学院、鲍登学院、艾奥瓦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米其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饪级别相当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米其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级的学校。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塔斯基吉大学、坦普大学、塞顿霍尔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罗德岛大学，以及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几个州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内华达、南北达科他（这两个州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也不值一提。任何对大学作出的哪怕是中肯的评价，都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有眼无珠、假充内行、维护东岸既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待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与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我这里指的是大卫·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评定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兹伯格的信中还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人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丢弃。”对于这一事关锡拉丘兹大学名誉的事件，同时还牵扯到爱德华·费斯克通过调查得出的、使大学蒙受伤害的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忙不迭地向贝内特教授保证，费斯克的书已经被修改，修改内容马上会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来。不过，在他的回复中，索尔兹伯格接着称赞了费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要人们注意这个体现了大量专业查询的、公正真实的报告。但他最后还是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作出了费斯克的书“将来重印和再版”时，不会再用《纽约时报》的名字作书名的决定。我猜想，索尔兹伯格声明将来会让报纸和书名脱钩，无疑是在向人表明，从职业度上讲，一个“高级”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评另外一个“高级”文化机构。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和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这些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机构，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话很多年前也许有相当的分量，但是今天几乎没什么意义了。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情况就已经变了，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进大学去读书，结果压倒了金钱观念。“金钱”这个词没什么变化，而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直到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TheStatusSeekers）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足以表明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⑤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Nationof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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