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９月，我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跟随著名学者石声淮教授学习先秦文学。9月，东北长白山区的家乡已经是秋风萧瑟，枫叶如火；而华师的桂子山上却是满目葱绿，桂子飘香。

当时先生并不住在华师校内，而住在武昌昙华林华中村１４号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里。踏着木制楼梯特有的节奏，拾阶而上，便是先生的书房。小楼原是先生岳丈钱基博先生的旧居，房前屋后，梧桐掩映，绿荫如盖。钱基博先生去世后，先生一直住在这里，守着先生的旧居，也守着钱老先生未尽的学术事业。

第一次去见先生的时候，是一个午后，先生的桌前散放着一堆竹签，阳光装满书房，先生身材瘦高，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先生生于年，那一年他69岁。先生招了我们三位研究生，大师兄谭思健来自江西，二师兄万平来自四川，我来自吉林。一周两次课，从桂子山下来，坐车到大东门，然后徒步到昙华林，车挤人多，路途辛苦，但是每次去先生家我们都异常兴奋，因为昙华林里住着先生，先生的书房便是我们的课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我们在昙华林度过了三年的读书时光。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先生劫后余生，他本已退休，却又被重新召唤回来指导研究生，老树新枝，桑榆晚晴，先生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量。先生刚刚入了党，还写了一首词发表在华中师范学院的校报上，整首词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老子犹堪绝大漠”。这句诗出自陆游《夜泊水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先生引诗入词，抒发自己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已横绝大漠的豪迈情怀。先生乐呵呵地说“这里的‘老子’，可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而是一个老人哦。”

在先秦典籍中，先生最喜欢的著作就是《周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周游列国，竹简盈箱，一直随身携带着《周易》，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而我看到先生的书桌上经常翻摊着线装的《周易》，旁边是演《易》的竹签。我们的第一课也是从《周易》开始的，先生以象说《易》，以为阴阳源于男女，抽象的卦象有着具体的生活原型。他说：“《颐》卦卦辞谓：‘观颐，自求口实。’颐是自求口实，你看《颐》卦的卦象作?，下震上艮，上下实，而中间虚，上下是唇吻，中间就是牙齿啊。再看《噬嗑》卦作?，卦象是下震上离，《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与《颐》之卦象中间全虚不同，《噬嗑》卦象中间有一实物，不正是颐中有物吗？”抽象的卦象经过先生的解释生动具体，多年过去了，仍然能够想起先生讲课时的情形，仍然记得他的主张和观点。他解释《鼎》卦?，下巽上离，下为木，上为火，正是炊馔烹饪之象，鼎便是最早的食器。再把《鼎》卦翻过来看便是《家人》卦?，上木下火，有木有火，炊烟飘飘，才是一家人吗。《晋》卦?，下坤上离，坤为地，离为日，是日出大地之象，固有晋升之意。而把晋的卦象倒过来作?，就是《明夷》，“明入地中”，描绘的是太阳落山的景象。先生徐徐道来，玄远高深的《周易》在先生的娓娓讲述中变得朴素而亲切，《周易》并不神秘，抽象的《周易》是从具体的生活出发的。

在给我们讲述《周易》的日子里，先生先后发表了说《彖传》（上）（《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年１期）、说《彖传》（中）（《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年２期）、说《彖传》（下）（《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年３期）、说《杂卦》（《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年２期）、说《损》《益》（《湖南师范学院学报》年３期）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说彖传》，分上中下三篇，连续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国家级刊物之类的说法，著名学者的论文大都刊发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这是先生最长的学术论文，也是最见功力的文章。先生认为《彖传》解释卦形的结构，一是用内外卦，内卦是卦的下体，外卦是卦的上体；二是用中爻，所谓“中爻”是指第二爻和第五爻，是内卦即刚柔的位，中或失中、当位或不当位、应或不应；三是用卦变的原理。从《彖传》对《周易》的卦形结构结构出发，先生揭示了其蕴涵的思想原理：

第一，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矛盾源于不同事物的对抗。“《彖传》认为这种排斥、冲突、对抗、‘不同行’、‘不相得’构成了世界。它解释《睽》卦：‘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天和地是统一体“天地”的矛盾的双方,男和女是统一体‘人类’的矛盾的双方,一切事物是统一体“万物”的矛后的无数方。正因为它们是矛盾的,所以能够‘同’、能够‘通’、能够‘类’。只有天而没有地〔或者只有地而没有天)，只有男而没有女(或者只有女而没有男)，只有一物而没有万物，就不成为世界。”

第二，事物是运动的，在运动中矛盾是可以转化的，达到平衡的。先生认为，《彖传》说“交”、“感”、“应”是变化，是运动；说“通”、“化生”、“兴”也是变化、运动。此外还说“上”、“下”，“动”、“静”，“行”、“止”，“来”、“往”，“进”、“退”……等一些空间或时间的移动、数量或质量的变化等，表示运动、变化的观念。先生特别注意到《彖传》对’消息”的阐释，“消息”是矛盾，更是矛盾之间的转化，“消”是衰退，趋向灭亡,“息”是滋长、趋向昌盛。阳和阴是矛盾的双方，阳消则阴息，阴消则阳息。

《乾》卦?，六爻都是阳，处于阳的极盛。而《姤》卦?，阴生于下，虽然阴比起阳来是微小的，但阴息而阳消，由《姤》卦而成《遯》卦?，下面的阴增为二，由《遯》卦而息为《否》?，阴和阳力量平衡了。阴继续息，成为《观》卦?，由《观》卦阴再息为《剥》卦?，只剩一个阳了。阴息阳消,《剥》的这一单独的阳也消失，成为纯阴的《坤》卦?,处于阴的极盛。以下阳息阴消,由《坤》卦成《复》卦?，一阳生于下。由《复》卦成为《临》卦?，由《临》成为《泰》卦?，阳和阴势均力敌，阳继续息，成为《大壮》卦?，再成为《夬》卦?，只剩一个阴。阳息阴消，这个阴也消失掉，成为纯阳的《乾》卦?。但运动没有停止，成《乾》卦以后,又阴息阳消，再成《姤》、《观》等。总之，在阳盛之时，阴处于劣势，阳是矛盾的主要面；但阴息阳消，阴将取代阳，成为矛盾的主要面；而阳退居次要面。反之，在阴盛之时，阴是矛盾的主要面，而阳息阴消,阳又可以上升为矛盾的主要面。

先生以联系的贯通的观点考察周易之间的关系，描绘出整个《周易》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运动形态，揭示出《周易》蕴含的运动逻辑和历史循环的哲学思想。

第三，事物的运动是有时间因素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强调时间与时机的重要意义，比起空间的转移，《彖传》的作者更注意时间的作用，《周易》多次提到“时之义大矣哉”，强调的就是时间的意义。先生指出，《大有》和《艮》两卦《彖传》说得很明白：《大有》卦《彖传》说:“应乎天而时行”，《艮》卦《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就是要符合自然规律(“应乎天”)而议“时”行动,动(“行”)和静(“止”)不违失“时”；和《系辞传(上)》“变通者,趣(同‘趋’)时者也”是一致的。《彖传》还说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释《乾》)、“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释《损》)。“时”在《彖传》中的意义不可忽视。

先生经常把最新的学术成果带到课堂上来，让我们的课堂充满了新鲜感，有着浓厚的讨论和研究氛围。先生曾经发表过《关于“有亡荒阅”》的学术论文，认为周文王“有亡荒阅”的法令，是指在当时的国际间，如果有奴仆逃亡，要大事搜查，不许别国藏匿他国的逃亡人士。“亡”，逋逃的人；“荒”，大；“阅”,搜索。这一法令的制定给奴隶们逋逃制造了困难，从而保障了殷周时代各个邦国统治集团的利益，保持了一时的社会稳定，因此得到了贵族势力的拥护。而商纣王恰恰是违背了这一共同的国际公约，《尚书·牧誓》记周武王率领军队攻打到商王城郊的牧野，讨伐商纣王的罪状之一是：“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显然违反国际间的“有亡荒阅”的法令，引起了国际愤怒，这是商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先生特地将这一题目在课堂上讲述，并让我们也谈谈自己对“有亡荒阅”的理解。我当时写了“自将磨洗认前朝——从‘有亡荒阅’谈殷商亡国的原因”的作业，虽然以一个小材料谈历史的大问题，材料不够充分，论据也显薄弱，但还是得到了先生的鼓励，这不是因为观点的正确，先生真实的用意是引导我们学术创新意识。

先生学术上实事求是，不尚虚言，不率意为文，不追求时尚，一生仅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而这十几篇论文却篇篇精彩，堪为学术的经典论作。其论作通常是一个引证接着一个引证，一个材料接着一个材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让观点在史实的叙述中呈现，而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精神。《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应该学习殷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帝甲）及我周文王的榜样，要勤勉发奋，不应贪图安逸。其中说到周文王“无逸”具体表现之一，是“卑服即康工、田工”。所谓“卑服”是从事统治阶级以为的低贱的体力劳动，“田工”自然是田野劳作，而康工之“康”，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里认为是“糠工”，即从事舂米的劳作。不过郭沫若先生认为周文王是一位“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是简陋寒伧的，因此周文王要亲身从事艰苦的耕田和舂米的体力劳动。照郭沫若的说法，不仅周文王要亲身从事稼穑，而且也不可能创作《周易》这样伟大的思想著作。对此，石先生在《周文王“卑服即康工田工”辩》一文中，征引各种历史材料和考古成果，论证文王时代周朝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文王的“康工田工”，是礼乐仪式，是表演性的象征性的，文王时代完全能够完成《周易》这样的文化经典。先生的论述是朴素的，而其观点，现在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一篇《说损益》，不足八千字，却从《周易》的《损》《益》二卦入手，沿波讨源，探索“损益”在周代思想中的原始哲学意味；然后延伸到《论语》《老子》对这一思想的不同阐释，分析儒道两家对“损益”的观念的不同理解；进而顺流而下，征引《荀子》、《淮南子》、《说苑》、《孔子家语》等历史文献，考察损益思想的衍生流变，通过一个普通的语词的解读，阐发中国思想史的演进变化，先生的学术目光是远大的，而其论证的方法却是细微的。

一次闲谈中先生说到“敬惜字纸”，先生谓“敬惜字纸有两个含义，一是说纸，就是节约纸张；另一个是说字，就是珍重文字，不率意为文。”先生布衣蔬食，自奉甚俭，通信的信封总是用旧信封翻过来用，是爱护纸张；而珍重文字，不率意为文，不强作解人，则是先生对文字对学术的尊重。这或许可以解释先生留存文字不多的原因，而这恰恰体现了先生的一种学术敬畏，一种学术操守，一种学术神圣。总体说来先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先生的世界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保住一点守住一点什么似乎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在古典文化传统消失殆尽的时代里，传承比发明更为急切，讲述比创新更有力量。人们常说“守正出新”，如果暂时不能“出新”，还不如先来“守正”。

先生在学术上是深受钱基博先生影响的。年先生考入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大学三年的时候，因家庭贫苦无力交纳学费而提出退学申请。钱老先生知道后，让其以学生的身份担任助教，不仅让先生完成了学业，还能将长沙乡下的母亲接来赡养。后来钱老先生还将女儿许配于先生，钱老先生看重先生的不仅是才学，更是品格是担当和责任。

关于先生与师母的相识，坊间多有不实记述。年5月，我陪先生去湖北天门参加“竟陵派文学研讨会”，晚饭后陪先生散步，先生深情地讲述过在蓝田的那段往事。师母暑期来探望在蓝田任教的父亲，在钱老先生的书房里第一次见到了娴雅端庄富有书卷气的师母，先生说，那一刻我竟说不出话来。回到家里，先生与自己的母亲说起钱老先生的女儿，母亲怂恿先生说：“那你赶快向老先生求婚啊。”当先生红着脸向钱基博老先生求婚的时候，钱老先生沉吟良久说：“我并无准备，容我想想。三天以后告诉你。”三天以后，老先生说，“我同意了。”先生说，他老人家对我是大恩德啊。上课的时候，先生每每引用钱基博先生的观点，总是称呼“他老人家说”，言语之间饱含深情。先生早期教授的几位本科学生曾经回忆石先生：

年“大鸣大放”时，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钱基博老先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给湖北省领导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当时钱基博老先生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交付石声淮教授寄出。朋友建议不寄为好。石声淮教授拖延多日未寄。钱老先生一再催促，声淮教授终于寄出去了。后来，钱基博老先生为此被错划为右派。当时，钱基博老先生病重，华中师院领导出于“人道”，未将“右派”结论告诉他本人。但是，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就将钱基博老先生女婿石声淮教授找去代替接受批判。钱基博老先生本人，至死不知道自己是“右派”。

年12月3日（周二），石声淮教授在三号楼一楼阶梯教室，给我们级讲“课”，其内容是：

我的岳父钱基博老先生，于年11月30日（周六）逝世。钱基博老先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石声淮教授潸然泪下，全体学子屏气凝神（文见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级彭慧敏、刘百燕、左兵《怀念声淮教授》）。

从湖南蓝田李园到湖北武汉的昙华林，先生追随钱基博先生二十余年，先生象一个传灯人一样，将钱基博先生的文明之火传承下来。传承钱基博先生的学术，是石先生晚年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先生与师母整理重印的。年我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接受了编辑《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集》的任务，得到了先生许多指点和帮助。

先生讲授先秦文学，以经学为纲，以文献学为基础，以形象教学为基本方法。先生以为六经为先秦文学之根，经学包含着文学意蕴，先生的文学史观体现出一种以历史和哲学、经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开阔的理论目光。先生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