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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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收获：

这本书光读书名，即便摆在书店最显眼的地方，大概也没多少人愿意翻开它。历史中有着大段空白是我不知道的，而其中最大空白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两段时期。

这本书以简练的措辞以及清晰的脉络帮我补全了魏晋南北朝中的“东晋”的这段历史，也让我知晓了中国古代门阀制度的大致雏形。

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我了解东晋这个时代的大门。

PS:插段题外话：

“九品中正制”在当时是一项创举，当时魏蜀吴三国选拔人才依旧是依靠西汉的察举制，而察举制在当时基本已经被各地的门阀大族所控制。曹操此前多次颁布“求贤令”，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的无奈之举。

同时期吴国的高官基本被陆、朱、顾、张四大家族垄断，蜀国的刘备虽然是草根出身，但赵云、陈到等草根出身的武将在蜀国的地位一直算不上高，反倒是从荆州带过来的名门以及后来投降的马超等人地位在蜀国举足轻重。

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主要依靠家世和行状来进行定品。家世就是家庭出身和背景，行状就是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

这使得当时的吏治焕然一新，也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为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进入末期，蜀国依靠姜维苦苦支撑，而姜维是魏国叛变过去的，吴国虽有陆、朱、顾、张四大家族，但只有陆抗可以独当一面。而魏晋这边的人才辈出，寒门士族双线爆发，邓艾、钟会、羊祜、杜预……….列下去真是一个超长的列表。

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公元年，东晋建立时疆域图）

桓温鼎盛之时，前秦的苻坚几已统一北方。一南一北，双雄对立。挡在双雄面前的，都是同一个书生。

陈郡谢氏的兴起同样离不开前面提到过几次的“脱儒入玄”。谢家稳扎稳打，经历几代勉强在江左站稳脚跟，族内人才众多，但依旧只能算是中等世家，入不了上流。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谢家在江左的地位：

尚书谢裒为儿子谢石向诸葛恢求娶他的小女儿，诸葛恢是琅琊诸葛氏的后裔，诸葛家族曾权倾一时，权倾三国，时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一称。诸葛家族此时虽大不如前，但仍毫不客气的拒绝了谢裒。直到诸葛恢去世，诸葛氏稍有没落，才勉强同意这门婚事。

接下来要描述的开头提到的那位书生了。《资治通鉴》中这样写述着这位书生的前半生：

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四十岁之前的谢安，就过着这种游山玩水，放浪形骸的日子。直到大哥谢奕病死，四弟谢万因北伐失利被贬为庶民，陈郡谢氏获将失势。

谢安方才不得不得东山再起，应当时尚是征西大将军桓温之邀担任帐下司马。桓温对谢安的诚意在我看来比起刘备三顾茅庐也丝毫不逊色。可以说，正是桓温的欣赏，才使得谢安在之后的仕途平步青云。

桓温北伐失利后，为了重立威信选择了废帝。废帝后一年，新帝亦病重，临死前想将皇位传给桓温。侍中王坦之出面劝阻，才让将皇位传给孝武帝司马曜后驾崩。时传桓温入京要大开杀戒，尤其要斩杀王坦之和谢安。王坦之等人无不色变，唯有谢安立神色不变：“晋祚存亡，决于此行”。

双方会面于新亭，桓温布好刀斧手。王坦之等人汗流沾衣，又是谢安谈笑自若：“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璧后置人邪？”桓温答：“正自不能不尔。”双方交谈甚欢，随后桓温退兵。

同年桓温病重，暗示朝廷加九锡，大臣们无奈准备答应，还是谢安站出来表示要修改加封的奏折，改了十几天后尚未改好。桓温不久后病逝，死前感叹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此事不了了之。

可以说，正是谢安的从容应对（或说百般阻挠），才使得桓温的帝王霸业最终烟消云散！（桓温对谢安欣赏至此，以至于到了如此境地都未曾对谢安有过一丝责难。）

桓温死后，谢安主掌朝政，虽内外交困，但凭借超人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得“荆扬相衡，则天下平”。也正是此时，前秦雄主苻坚一统北方，携百万大军兵临长江，决意一统天下。

苻坚连战连胜，朝廷上下为之震动，加封谢安为侍中，都督各州军事。谢安任用侄子谢玄镇守兖州，重整北府军，反击前秦军并获得胜利。双方最终决战于淝水，晋军大获全胜。

据闻捷报传回建康时，谢安正在与友人下棋，他只是简单看了眼就继续下棋。客人问信中内容，谢安若无其事地回答：子侄之辈大破敌（高冷如斯）。但等棋下完送走客人后，谢安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笑~）。

至此，陈郡谢氏达到其声望的最巅峰。

战后谢安请命北伐，分三路进军前秦。东路的谢玄率领北府兵自广陵北上，一路收复了兖州、青州、司州、豫州，中路和西路的桓氏则出兵攻克了鲁阳和洛阳，并收复了梁州和益州。至此，整个黄河以南地区重新归入了东晋的版图。

（公元年，谢玄去世时各国疆域图）

次年，谢安请辞后病逝。再三年，谢玄请辞后病逝。不久后孙恩起义，谢氏诸将率军抵抗，谢安之子谢琰战死，此外谢氏被杀著名人物还有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等。

历来各朝各代普遍的剧本是：

开国期间人口稀少，土地辽阔，几代皇帝励精图治国力达到鼎盛，GDP达到峰值。接下来人口继续增加，却没有新增的土地可供开垦，平民百姓只能进行分田。这导致单个家庭的经济产出降低，进而选择把土地卖给地主，导致土地兼并和大量的农民起义。随后进行军阀混战，人口大幅减少，最终走出一代雄主开创新的朝代。随后又重复上面的剧本。

在这个过程当中，皇权对于宗族势力一直都存在一个误解，认为宗族的发展对皇权必然是不利的。殊不知任何一个事物的诞生必然会有生存和繁衍（自我增强）两个特性。小到个体，大到皇权，皆是如此。

但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宗族和皇权之前的关系的常态并不仅仅是对抗，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可以说，在大部分场景下，宗族更愿意效忠于皇权。皇权稳固，宗族随着皇权的发展而一并发展；皇权动乱，宗族也将面临种种冲击。

以东汉为例，东汉光武帝后，明章二帝励精图治，开创“明章之治”（是不是感觉非常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此后的皇帝在位时间大都非常短，其中汉章帝有7子，两子早夭，其余五子或本人或子孙皆当过皇帝。自章帝于公元88年殁，到汉朝末代献帝年即位，年间有11位皇帝即位，其混乱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撑东汉王朝长达百年稳定下的就是这些宗族。即便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乱权，也几乎没有任何士大夫站出来去忤逆皇权。而在最终代汉自立的魏文帝曹丕的父亲曹操，终其一生也没有取代汉家江山，只敢自诩周公和周文王。曹操少年时的梦想也不过是能在墓碑上留下：“汉故征西将军曹候之墓”，由此可见皇权下的宗族的姿态。

曹操在赤壁战败后，面对士大夫阶层的嘲讽，在《述志令》中写下这么一句话“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内心的焦灼可想而知。

可以这么认为：

从政治上看，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

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

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

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

从理论上来讲，在皇权社会下，不仅宗族，甚至其他一切的社会力量都应该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绝无与皇权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的可能性。即便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宦官和外戚势力，也不过对皇权的窃取。

魏晋时期士族的势力不断壮大，并在政治上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但仍在皇权之下。第一代的“王马”王衍与司马越的组合，其核心无疑是司马越而非王衍。但当第二代的“王马”王导与司马睿的组合到达江左之后，士族的势力才得以与皇权平行乃至超越，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份的“东晋门阀政治”，甚至持续百年之久。

究其缘由，有三大原因：皇权不振、士族专兵以及北方威胁。

①皇权不振

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和大多数的开国君主都有所不同。他的皇位并非是凭借自身的文治武功获得的，更多的是逃亡江左的士族们需要这么一位皇帝。和其情形类似的勉强还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害死岳飞的那位，在掌握军权方面确实做得比司马睿好）。

在永嘉之后，北方的西晋政权岌岌可危，士族为了保全家族选择南渡，已经在江左的司马睿自然是他们的首选。但此时西晋尚未灭亡，晋愍帝司马邺仍还活着。司马睿在各方势力再三劝进的情况下也只答应以晋王的名义居位。等到愍帝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江东，司马睿方才即位。

就士族看来，司马睿所代表的的东晋王朝本身势力不强，可以作为庇护，但并不愿意受其限制。而在司马睿看来，自己握有皇权，自然也不愿意与士族共分天下。

双方的矛盾爆发于两次“王敦之乱”。第一次王敦以“清君侧”作为由头，得到了大部分士族的支持，确立了士族在东晋的地位不容侵犯。而第二次当王敦企图自立，想取司马而代之的时候，则被大部分士族反对，确立了皇权不容任何一家士族擅自废弃。

②士族专兵

江左地区不以兵强见长。在士族南渡后，东晋政权的主要兵力除了王敦等强藩之外，只有来自于北方的“流民”，兵权从来没有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在“王敦之乱”、“苏竣之乱”中，最终协助朝廷平叛的也正是“流民帅”郗鉴（也是个传奇人物，有兴趣自行百度）。

此后的历史中，流民这股势力一直在各大家族当中流转，但从未落入到皇权手中。前文有特意提到的“北府军”，也正是谢玄在谢安的支持下，整合原先的流民势力而成。

③北方威胁

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五胡乱华，士族南迁的直接原因是五胡乱华，而维持东晋门阀政治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五胡乱华。

在东晋早期，东晋和后世的南宋并无不同，对北方普遍是被动防守，若非北方一直处于战乱阶段，东晋也难偏安一隅。这同样也使得东晋主要的兵力布防在长江沿岸，皇室与世家协力共抗北方。尤其以北府军所代表的流民，在淝水之战之前，几乎没有参与过对皇室的叛乱。

和南宋不同的是，东晋面对北方的威胁，虽然选择了偏于一隅，但也在不断尝试收复失地。最早是祖狄，祖狄之后是庾亮庾翼两兄弟接连北伐，此后殷浩北伐，败后桓温三次北伐，谢安谢玄叔侄二人一前一后进行过北伐，最后刘裕也进行过北伐。北伐不仅仅是恢复旧国的梦想，也是建功立业的跳板，更是维持国内政局的关键因素。

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在上面我贴的三张图片中，东晋的版图一张比一张大。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常非常罕见，历史上真正意义上从南方打到北方最终统一全国的也仅有洪武大帝朱重八。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除了朱重八）南北对立，都是以北往南最终统一而结束。究其原因大概有是因为北方的马匹，以及由北往南一马平川。抗日时期，著名的战略家蒋百里边敏锐的发现了这点，建议老蒋改变战略，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进行持久战。

东晋的门阀政治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而非常态。所以当几个条件一一解除之后，自然就终结了。

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无心权倾朝野，孝武帝司马曜的弟弟宗室司马道子、桓温幼子桓玄以及太原王氏三足鼎立。后五斗米教孙恩叛乱后不久，桓玄代晋建楚，后又被北府军刘裕击败。刘裕依靠平叛以及北伐的功绩总览东晋军政大权，最终代晋自立，国号“宋”，史称“宋武帝”。

士族阶层在孙恩之乱中，被诛杀甚多，而四大家族的大致情况如下：

琅琊王氏王凝之（王羲之之子）及其子女均死于战乱，其妻子谢道韫（说出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奇女子）临危不惧，怒斥孙恩反遭孙恩赏识，保住了家中女眷。

颍川庾氏在此前遭桓温屠戮，虽未灭族，但影响力大不如前。

桓温死后，其幼子桓玄在淝水之战及孙恩之战中崛起，代晋后被刘裕击败最终灭族，此后再无音讯。

陈郡谢氏在前文有写到，在孙恩之乱中被屠戮甚多，加上谢氏多散漫，影响力也江河日下。

加之谢安、谢玄死后，士族人才日益凋敝，再无桓温、王导之类的风流人物。到最后一代太原王氏掌权时，甚至找不到能够指挥军队的儒将。

至于士族专兵。刘裕乃北府军出身，又怎么容士族染指兵权呢？

而同时期北方在淝水之战后，盛极一时的前秦崩然倒塌，苻坚为姚苌所害，再次进入群雄逐鹿的阶段。无力南侵，甚至大部分场景在被动挨打。

几个外部条件均已解除，东晋门阀政治自然土崩瓦解。后面还能接着写，但想想到此为此为此就差不多了。不过为了对得起东晋的最后一位英雄刘裕刘寄奴，我还是提一嘴老辛赞美他的词：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一句诗流传后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谢”两家是显赫世家大族的代名词，而两家在历史中的命运也是出奇的相似。谢安在历史中的名声和王导相近，两家都以人才辈出著称。

在南梁时期，西魏重臣侯景判国南投，并向梁武帝求婚于王谢两家，但即便是梁武帝也只能回答“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指王谢两家门第太高，并非合适配偶之选。后梁景再叛，攻入建康，屠诸门阀大族，其中以王谢两家最为惨重，几乎亡族。至此，至东晋以来的门阀基本消亡殆尽。之后登上舞台的则是来自关中的关陇集团，就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东西了。

感谢能全程读下来的同学，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章写得有多漫长枯燥。

本来一开始只打算简简单单写一点，但不知不觉似乎就写了近万字。有作者的内容，有网上看到的种种素材，也有自己的想法，总感觉写得太简单对不起这个时代的那些英雄。

也感谢方先生的排版指导，不是你的话，这篇文章的可读性还得下N个台阶。

以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