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常言“无奸不商”，此话用意明确，将商人当成唯利是图之辈。诚然，有些商人确实为了利益会枉顾社会公德，甚至是违法乱纪，但毕竟为少数，世人不可一言蔽之、以偏概全。在这里，“无商不奸”是后人杜撰的，原意为“无商不尖”。“无商不尖”，出典为旧时买米以升斗作量器，故有“升斗小民”之说。卖家在量米时会以一把红木戒尺之类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米，以保证分量准足。银货两讫成交之后，商家会另外在米筐里氽点米加在米斗上，如是已抹平的米表面便会鼓成一撮“尖头”，尽量让利之意。在古代的农业社会，经商之人地位并不高，因为，在老百姓眼中，勤恳劳耕方是正事。后来社会发展，商品贸易的需求日益增加，许多人逐渐脱离农耕生活，干起了经商买卖。早期确实有不少人在经商之初，苟图眼前小利，不惜精于算计、坑蒙拐骗，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此举损害了商人在民间的形象，一时，“无奸不商”则成了商人的代名词。一些清白的商人看到这种现状，便立志以诚信为本，挽回商人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西周时期，国内有位召公，传说是长寿之星，活了将近一百多岁，这在古代极为罕见。由此，西周人称其为“参寿”。此处的“参”是星星的意思，意指二十八星宿之一。“参寿”则是说寿星，这是古代最早关于寿星的记载，为西汉的《尔雅》，这本文献，乃是后世出现最早确切记录寿星的文献。而与“寿”并列的“福”、“禄”二星，则在民间鲜少提及，但是，并不影响“福禄寿”在民间的地位，老百姓称这三星为“三大吉星”。“三星”可谓是存活在人们心中的神，老百姓平常除了敬畏，并不会过多谈论“三星”，唯恐言多必失，失了运势。然而，商人们却将“三大吉星”当成筹码，以此彰显自己诚信为本的决心。具体还要从老秤说起，在古代早期的秤杆上，一斤是十六两，杆身上面，每个刻度为一两，共十六个刻度，而一两则又被称作一星。古人在秤量商品时，得出不同的斤数会有不同的讲究。如：七颗星就是北斗星，六颗星则为南斗星，此两个星座就占去十三颗星，剩余三星则对应“福禄寿”。所以，如果在商品交易中，商人少给一两，则缺福；少给二两，则却福、禄二星；少给三两，则三大吉星全缺。或许这些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筹码，但在对“三星”深信不疑的古代，却是极为狠毒的誓言。没有人会冒着一两、二两的蝇头小利，败坏了自己的运势。甚至，到了今天，有些人也是极为看重运势，尽管知道它看不到摸不着，但总会心有所期。如若知晓运势已崩，哪怕不威胁生命，也难免心存芥蒂，行事难以畅心。秤杆之上，大星位于提升和“三星”之间，当秤盘空无一物时，挂上秤砣，提起秤杆。可看到整个秤杆趋于平衡，两边高度相同，则代表重量一样，这就完全保证了公平公正。后来这颗大星被称为“定盘星”，寓意“诚信公开”。表面看秤杆仅为量物之物，实则更是量心之物。是否完全公平公正，靠的不是秤杆，而是人心。历史上，最早以秤之意，谈到为人处世的，则是诸葛亮。他曾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这句话正是诸葛亮为人处世公平公正的写照。古代商人逐渐对信誉看得很重，来自于传统教育的影响。周朝末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对当时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一个人若想真正长远立足，信誉则是相当重要。《摭青杂记》曾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宋代时期，东京城内商户众多，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樊楼旁边，则开着一家小茶坊，茶客饮茶养息，甚是悠哉。有位姓李的士人与朋友来到此处，相聚饮茶。二人交谈数时后，起身离去，却将一袋黄金遗留在桌上。数年后，李某与朋友再次来到茶坊，二人闲聊间，谈及往日之事，恰好被一旁店主听到。店主遂上前道：“官人所说之物，乃数年前遗忘小店，小可一直悉心保存，等待官人来取。若金额相符，还请官人领去。”李某闻此，面露惊色，显然没想到丢失多年之物，还能在此找回。当即喜色道：“如若你真拾得，我定当奉送一半。”随后，二人跟随店主来到茶坊后院，上了一处小阁楼，发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如雨伞、衣服、器具等等，想必都是近年来茶客遗失之物，还未有人前来认领。这些物品被整齐的摆放在木架上，每件物品上还有纸条标注，记载着遗失日期和具体物品，防止年久混淆。店主在一处角落处，取出一个包袱，撕下封条，让那李某说下其内黄金数量，如若完整无误，方可给他。李某如实相告，店主打开包袱一一检点，证实所言皆符，当即原物归还。李某失而复得，甚是感激，当即要拿出一半黄金送给店主，然而，却被店主婉言谢绝，并称：小可如若那贪财之人，这些黄金则就不会归还，因此，官人好意小可心领了。此事传出后，当地百姓对店主赞赏有加，茶坊的生意更加火爆。传承至今的晋商，也是靠着信誉起家的。晋商非常重视商人品行，对于违反诚信的商人，有着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发现有人坑蒙拐骗，则会被乡邻不容，同行唾弃、永久失去经商的权利。介于后果极重，晋商中鲜少有人弄虚作假。在这种严于律己的规矩中，晋商的名声很快便在民间传开，有口皆碑下，生意自然滚滚而来。所谓经商之道，不就是诚信为本嘛，如若连这都做不到，注定只是昙花一现，难以传世。在山东聊城曾有一座山陕会馆，建造时间长达66年，耗费两6钱9分，才将其完工。耗几代人之功建造一座会馆，并非是追求浮华，而是想为后世留下一个象征、一个记忆。山陕会馆的存在，起到了宣传与警示作用。它可以时刻提醒后人，诚信为经商之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却。并且，在会馆内立有数十座石碑，上面为建设会馆所耗费的钱财账单。记录之详细，令人咂舌，连油盐柴米等碑上有载。这是古代商人以身作则，树立自身公平、公正、诚信的形象。明朝有位著名的商人，名为王心发。他在京城开了一间杂货店，平日守信经营，百姓有口皆碑。王心发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徒弟也是未敢松懈。有次，他碰到徒弟对客人接待不周，便上前斥责道：“我早就教育过你，做生意一定要诚信为首，对待客人，更要悉心周到。”他继续道：“所谓生意，其中一个“意”字，剖开来看，上边为“立”，是告诉你：‘见到客人要站起迎接。’中间有“曰”，则是说：‘迎接后，要主动问询客人所需。’下方有“心”，则是告诉你：‘用心经营方能长久。’”综合来说，便是做生意之前先会做人，学会用心对待、诚信经营，自然生意越做越大。当然，咱们上文都是以诚信举例，但是，中华数千年历史，总会不缺反例，经商亦如是。清朝的沈起风便在《鄙夫训世》中，描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奸商形象：徽州地区有一个商人，带着少数钱财出外创业。几年后，他小有成就，便回到家乡，向乡民吹嘘自己有赚钱手段有多么高明，而后借此募资，带百姓发财。乡民们被他这么一忽悠，还真的信了，纷纷掏出家底，仅数日，此人便集资百万。钱财已交，十里八乡的百姓都赶了过来，向其请教致富秘诀。这个商人开口道：“想发财不难，但是需要先治外贼，再治内贼。这些事做完，便离发财不远了。”百姓们闻此相互而视，皆不知其意，直到人群中有人问：“什么是外贼？”那商人淡然道：“外贼，其有眼耳鼻舌身。”众人诧异，觉得此特征人皆有之，如何寻找。但多人又转念一想，觉得高人自当有高论，绝非表面那么简单，此话必有深意。但见那商人缓缓道：“眼睛为贼，因为其贪恋美色、抛弃丑妻；耳朵为贼，因为其喜爱笙歌，耗费钱财；鼻子为贼，因为其沉迷龙涎，增人贪欲；舌头为贼，因为其喜爱山珍，奢侈至极。”此话说完，旁听者或颔首、或沉思、或茫然。少许，有人追问：“何谓内贼？”商人答曰：“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众人闻此面露惊色，更加肃然，静等高人解析。那商人见众人不语，便说道：“仁，乃是首恶，所谓的博施广济，尧舜也受不了；而“义”，则只是莽夫之勇，逞强一时，最后，只会落得个凄惨下场；“礼”，此为大忌。我的宗旨是人定当以己为主，想尽办法占别人的好处，这样才能更快的积累钱财。“智”，有智慧的人最后都成为不了富有的人，我此生只求糊涂，这样才能知足常乐。“信”如果太过守信，会导致有求之人太多。我喜欢让世人都知道我无诚无信，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搅我，反而自得其乐。”听完这些，众人皆钦佩不已。通过上面一个故事，大致可以看出奸商有多么狡诈，已经不单单是缺斤少两，而是蒙骗人心，获取不义之财。这也造成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列入下九流，与市井流氓、坊间娼妓归于一类，商人之贱可见一斑。可以说，这种观念几乎在所有人的思想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南宋、隋朝、唐朝、清朝等朝代，都出现过贱商之事，可见，商人想要挽回形象，仍然还需要长久的努力。哪怕到了现代，“无奸不商”还被不断提起，普通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猜忌，始终存在。市场经济初期，市场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加上不法商人为暴利所驱，出现很多伪劣产品，消费者就大骂奸商。但是，在现在的经济制度下，许多合法商人仍然可钻一些法律的漏洞以牟取暴利，这时旁观者也会说奸商；在正常的经济行为中，商人也会想很多办法赚取最大的利润，其中，就必然就会采取很多技巧以减小成本，消费者看在眼里口中也会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正如凡事皆有两面一样，这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有些现象注定无法消除，商人唯有严正己身，方能做到有口皆碑。利润是商人的唯一目的，在合法的前提下商人的“奸”其实是一种聪明，但是，制造伪劣产品以牟取利益的商人就是真正的奸商了。参考资料：『《尔雅》、《摭青杂记》、《鄙夫训世》、《无奸不商由来已久》、《古今“奸商”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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