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我们班整体升入中学,因为当时都是就近入学，所以，班上基本都是小学同学。唯有一个例外是一位同学因病休学留级到我们班。当时，我们叫他“梭班狗”——这是对留级生的贬称。不过，我后来跟他关系还比较好，因缘际会的英语学习比较好。这位同学正好与英语老师隔壁邻居，所以，近朱者赤，他的英语在全班 并担任课代表。同样近朱者赤，我因为和他关系较好也跟英语老师接近些，我也对英语更有兴趣，当时在班上貌似英语学习水平排列第二吧？可惜天不待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出现，一举斩断了我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更有甚者，全国中学从此实行开卷考试，一直到高中二年级、临近恢复高考一年，才恢复闭卷考试。

这里讲过插曲，关于“梭班狗”的轶事趣闻，呵呵。那个同学比较奇葩，那是帮家里分担家务，为了节约家庭开支，在家宰杀兔子，结果，用尖刀上挑兔子皮的时候，猛然上扬的刀尖一下扎进自己眼睛，幸好就浅浅一点点，眼睛受了点伤，留下了一点残疾，不过后来高考还是考上了师专。

工作以后我们曾相逢在一辆回家的长途车上，我们都坐在后座上，一路近两小时，我喋喋不休地给他畅谈我的人生理想、奋斗目标，他始终面带微笑、深沉不语——其实他对高考落榜的我很不以为然。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回顾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年7月10日，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的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如是写道。张玉勤写后自觉无趣，便把卷子揉成一团，没有交给老师，后由其同学将卷纸展平交给老师。

后来英语老师把考卷拿给班主任杨天成看，晚上，杨天成在开教师会时说了此事。第二天早操后，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

年7月14日早上，有人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得知她 身亡的消息。

年9月，南阳地区革委会文教局和唐河县革委会文教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做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要求地委将该调查报告批转全区各级学校。

年10月27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后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

从年年初开始，在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发［］5号文件的指示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斗争，在全国教育系统迅速展开。受此事影响，当地政府、公安、学校等“涉案人员”或被判刑，或被开除党（团）籍、撤销一切职务，各地数万计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遭受批斗和处分，全国中小学再次陷入混乱，导致教育质量全面下滑。

换个学习环境

由于就近入学，我的初中是在一所民办中学就读，该校教学质量不好。由于我班学生基本都是小学原班同学，我跟他们关系还是不和谐，当然，这也跟自己一些顽劣不化的禀赋有关。记得当时班干部发起帮助落后同学，组成对子，结对相帮，我的邻桌女同学成绩比较好，就安排帮助我这个有些科目比如数学不太好的落后同学——虽然我依然喜欢读书，课外学习内容很丰富，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不是主流文化所倡导与弘扬的，因此，不算学生优点。我还记得我当时竟然不知好歹地上课嬉笑着去踩人家邻桌女同学的鞋尖玩弄，而且是不是这么调戏人家。

在这所初中一年多，记得总的来说没学到啥东西。考虑到这所学校不太好，而我跟同学关系也不融洽，我妈觉得我在该校不会有什么前途，初二时就通过关系把我转到一所较好（其实是全市 ）的中学——蜀光中学。

蜀光中学简称蜀光，是南开系列学校和南开校友总会成员。

学校始建于年，年改制为完全中学，由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于右任先生题写了校名。年成为首批四川省重点中学，

我转入的班大多数是东北同学，他们的父母主要工作在化工部炭黑工业研究所，这是一家东北内迁的单位。凑巧，我亲堂姐也在这个班。

东北同学家境大多比较好，关键东北女孩子热情活泼、开朗大方、不分“男女界限”，不像四川女孩冷淡腼腆、保守狭隘、恪守“男女界限”。所以，我现在依然喜欢东北女生。当然，从小喜欢文学，而文学语言是以普通话表述的，普通话呢，恰恰是以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因此，在文化上亲近有共鸣。

比如，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唱歌，学校举行文艺表演我还登 唱。记得有一次，我参加演出之前，先在教室视唱，我们班主要干部围着看我练唱——我现在都还记得四年级时，我在教室一角练唱，她们围着我观看的情形，以后，每逢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全校文艺演出，我都要登 唱。可是，我的美妙歌喉从小学班上女同学获得的宠爱仅仅昙花一现，就在表演那个短暂时光，之后，一切回到从前：我还是那个“阴谋家、野心家和一级流氓”，悲桑辣么大，呜呜

然而，在二中这个班就不一样了。由于唱歌的特长，很受招女同学喜欢——当然，从此后三年（初二到高二，我们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每年都要参加学校文艺汇演，登 唱。

我跟班上很多女同学关系都不错，她们对我都很友好，这是我学生年代中从未有过的美好时光，哥咸鱼翻身了！

我在新环境就把狐狸尾巴藏起来了，对我往事不堪回首之历史“阴谋家、野心家和一级流氓”之类秘而不宣，与此同时，我也“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再没有欺负、调戏女同学，呵呵，因为我很爱他们，所以，珍惜与她们的友情，当然不做坏事了，呵呵。

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我重操旧业，开展“冷枪冷炮杀敌运动”，当然这次挪到户外——在学校山坡上，还带着一个同学一起。当时，学校有个山坡改造成了梯田，我们中午放学后跑到上面，对着下面林荫道就着土块空袭过路的同学，主要是女生。我们的空袭卓有成效，一个女生从食堂打饭回教室，我们的炮弹准确命中饭盒、一下打翻，还有一次，击中一个女生头部，她当时就砸哭了。

但是，我们也曾遭遇险情。一次，由于目标识别有误，当我俩进行一次急促拦阻射击，打完一个基数的“炮弹”，刚刚把手上泥土拍干净，还未来得及撤出阵地，一个高大的高中男生就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见到问我们就问，小娃娃，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人在这里往下打砸泥块？我们一惊但旋即镇定自若的说，有，他们往那边跑了，男生听吧顺着我们手指方向追赶过去。

我同学小巧玲珑，戴个眼镜斯斯文文，而我，英俊少年、简直潘安在世，所以，坏人的形象跟我俩一点不沾边，嘿嘿，我俩趁他跑开，赶紧落荒而逃，哈哈。

然而，由于跟女同学关系“过从甚密”，招致一些男同学的妒忌，有辣么两三个男生甚至找茬打我——唉，鹅太难了，刚出狼窝，又特么进虎口，呜呜呜呜呜

但总之，在这个班已经不像以前那个班了，二中校风、生源明显高于其它学校，即便在文革期间，学制缩短，教材内容精简，但上课还是比较正常正规，教学也还算正常。在这个学校的三年时间课内学到的东西，远超其他学校，之前的中学简直不足挂齿。

所以，班上整体氛围比较好，没有不良风气，男生很少有调皮捣蛋鬼。而大多数东北同学整体素质也比本地好，待人接物比较豁达、友爱。

我前座的班长，一个温和善良的东北菇凉洁，比我稍大，高大的身材，修长的辫子，散披时犹如黑色瀑布，我常常淘气把玩，她就回过头来笑着叫我不要淘气。

我侧后 一排座位是我班女神茹，上海姑娘，她长得好看，一笑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喜欢穿一双白白的球鞋，整个人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初中毕业后，我被分到另一个班，不常见茹了，但毕业有全班合照，高一时，我把照片放在床上席子下面，想茹时就掏出合影亲吻她的头像，哈哈。

而小美女霞同学，是辽宁抚顺银，是我校宣传队（艺术团）的战友，她在舞蹈队，我在唱歌队。我们曾一起排练伴舞节目“库尔班你上哪？”我扮演“库尔班大叔”，霞她们伴舞。可惜，因为我排练独唱时表情呆板、动作生硬，放不开，无法演绎角色，老师只好遗憾地把我换下来。但跟小霞关系一直很亲近，后来高中不在一个班但彼此碰见依然热情招呼。

我旁座还有东北小姐姐芹，她圆圆的脸蛋，有一张樱桃小嘴，我经常取笑她小嘴巴一口能吃多少饭？并经常唱“小嘴巴爱唱北京地拉拉”逗她玩，她总是斯文、开心的一笑（此歌原名《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拉》，当时流行的中国——阿尔巴尼亚友谊歌曲）。

此外，当时的班主任王老师人也比较好，和蔼可亲，大家都比较喜欢她。

不过，一件臭事还是发生了（捂脸！）。一次全班去威远参观煤矿，还下井爬行穿过几十米长的半米高采煤巷（当时有点恐怖，现在看当年煤矿工人真不容易）。但吃饭时，到 快吃完时，我和另一个本地男生（我率先）竟然索性端起盘子用五指把剩下的残羹剩汁肉丁菜渣扒拉到自己碗里，一时“舆论轰动”，在同学中丢了个大丑！

文革期间，我父亲被造反派夺权、靠边站，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但是，按照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同志，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从宽。所以，每月工资六十多元不少一分，当时跟一般职工相比，还算高工资。不过，其实内迁单位工资待遇普遍高于本地，这是国家政策，所以，我们班同学父母都是研究所科研人员之类，工资收入估计大多比我父母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本地高。因此，他们不需要辣么饿劳地“舔盘子”（我俩刮盘子性质差不多）。哈哈

这件事严重败坏我“歌唱家”的光辉形象，但王老师很好，她替我们圆场说我们是为了不浪费——其实我们是狼狈，悲哀啊……

一年的快乐时光很快过去，接着升高中，蜀光中学是完中，所以，初高中接续。

遭遇家庭变故

大概在年下半年，我市遭遇较大洪水，我们所住平房院子全部被淹，成为危房，于是，全家暂时搬到火车站家属区，恰巧是我出生的那个大院。这是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外带一个小厨房，里面安放一大一小两张床，我父母睡一张，我和妹妹睡一张。不过，我这个当哥哥的很不好，经常欺负我妹妹，老在床上占据更多位置，蹬我妹妹。

这时候，父母发生吵架，听妈妈的话里，好像父亲有外遇。妈妈嘱咐我们，注意检查父亲的衣服口袋，有无信件纸条之类。于是，我们两个小特务开始趁父亲不注意侦查他的衣服口袋，终于，一天妹妹从父亲换洗的长裤口袋里发现一封信，是写给以前公司的一个阿姨的。此时，文革进入后期，父亲他们开始官复原职，但父亲没有回到医药公司，而是调到一个涉农公司担任副职领导。

“我劝阿妹镇静些，风雨已过太阳出。……”父亲的情书是一首打油诗。哎，都说自古爱情出诗人，可没想到偷情也出诗人——父亲仅仅小学毕业——虽然他屡屡在干部履历表文化程度一栏拔高填写高中文化（我灰常不屑，曾为之揶揄过），但实际文化真的不能恭维，可明明活脱脱一个诗人呈现在我们面前啊！

我把信交给我妈，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晚上夜里，大家都已上床，母亲开始审问父亲，边审边激愤的用巴掌拍打父亲大腿，一句话一巴掌“啪”、“啪“、“啪”……

父亲疼痛难忍， 一脚把妈妈踹下床，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迅速取下床上挂蚊帐的竹竿，紧握手上，勇敢地向父亲冲过去，我边哭边吼道：“你要做啥子嘛？”父亲一巴掌把我打翻在地……

后来父亲经不住妈妈“威胁”要找组织，只好招供是跟现在单位办公室年青漂亮的女秘书产生恋情。

然而，父亲的“招供”其实是假的，那位年青漂亮的女秘书跟父亲根本无缘，虽然父亲心里喜欢经常把她挂在嘴上，但人家是一位尚未出阁的正派大闺女。父亲的真正情人是原单位的一位阿姨，之所以嫁祸于人，是因为父亲以为妈妈会心软顾忌人家大姑娘的脸面，不会去深究。没想到我妈带着我去那个姐姐家兴师问罪，漂亮姐姐跟我也熟识，我也很喜欢她。临行前妈妈嘱咐我，她们说话时我就去翻看她的抽屉什么的，搜索出轨罪证——查找父亲给她情书之类。

所以，在她家里妈妈和她说话时，我开始实施侦查行动，姐姐很诧异，但却不好意思阻止我。但当妈妈审问其详时，姐姐感到意外、震惊！失口否认与父亲有染……

第二天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把包与衣服猛地一扔，愤怒地冲我妈吼叫：“停职检查！”

原来，受到冤枉与委屈的姐姐第二天一上班就找书记哭述，结果父亲遭到处分。

原来，父亲的情人是原单位的一位阿姨，也就是文革中父亲关押反省期间负责看守的革命群众之一，但打水买饭悉心照顾他的那位。

阿姨丈夫是一个体力工人，曾在家里多次家暴她，所以每每找单位领导撑腰解决。父亲分管工会，曾联系阿姨丈夫单位领导一起开会终于解决家暴问题。

文革期间，感恩的阿姨对落难的父亲真情回报，女性细腻的关怀填补了父亲感情的空白——母亲脾气暴躁，文革期间时不时因为奶奶的事情等与父亲发生不快，增添精神负担。

父亲与阿姨的事情，在公司是公开的秘密。记得之前有一次父亲带队下乡，也把我带着去玩。按说父亲作为带队领导，应该坐在汽车驾驶室（当时级别不够坐小车就坐公司卡车），但父亲却坐在敞篷车厢临时安放的一根长凳上，因为阿姨也去了，他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很幸福啊，嘿嘿！）一路上，父亲护花有加、呵护悉心。当迎面风大时，父亲一次次亲切唤请阿姨穿上衣服，其声音之温馨，令我这个年幼无知，不谙人事的小少年都感到有点肉麻，哼哼！

后来，父亲问我妹妹他的“情书”失窃是肿么回事？妹妹胆怯说布吉岛（我晕），之后父亲未再追究，但认定是我干的窃密勾当，我也只好独自承担以便保护妹妹。父亲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之后几年对我多少有些孽待，动不动就打我、甚至毒打——记得洪水退后我家城里原来平房院子拆除修建楼房，回迁后一次在阳台打我（那时我读高二），很歹毒的用巴掌猛拍我后脑勺，打得我眼冒金星、鼻孔流血——我故意把血流在阳台护栏上，多年后，血迹浸入水泥护栏一小团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去年，年，那个楼房面临拆迁，我回老家后都曾上去还想看看水泥护栏，但门口堵着杂物未能进入。

我记得 一次暴打我用扁担抽我，当时我已经高二了，个子体能接近成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一把夺过扁担，然后就像体育比赛抛掷长杆一样，故意往窗外投去。扁担穿破五楼房间窗户玻璃，在空中划出一条曲线，然后垂直向下，疾速刺穿楼下瓦房的屋顶，给人家开了一个窟窿天窗，幸好没有砸中人身，但把人家吓一大跳。

在那之后，父亲好像没有再暴打我。

此后十数年，父亲一直对我不友善，所以，我至今对他毫无感情而言，而且即便现在回家也是屡屡为琐事发生不快。

欺负弟弟妹妹

我觉得自己青少年时期最不能原谅，最令我后悔的是欺负弟弟妹妹。

进入高中后，弟弟妹妹也读中学了，那时候，我受左倾思想影响，把弟弟妹妹当成落后分子甚至对革命运动消极者，经常“管教”他们。我现在记不太清我具体怎么孽待他们，应该是我在外面受到欺负回家把心中怨恨转嫁到他们身上。

初中时，我家因洪水搬迁临时居住一间小房时，我和妹妹睡一张床，我经常很自私的和妹妹争抢被子，用脚把妹妹往一边蹬，挤出更宽的位置供我舒服的躺睡。我经常因为小事打妹妹，一方面我在外面受欺负，另一方面我在家受父亲孽待，但我一转身，把这些冤屈转嫁到妹妹身上。我最过分的是，曾经很残忍地用炒菜的锅铲拍打我妹妹的脑袋——现在想起都很内疚与伤痛！

由于我在家横行霸道的德性，弟弟妹妹平时都不想在家呆着。弟弟上初中时，曾经想离家出走。一次，我意外“截获”他一封信，我看是女生字迹，就私下拆开来看，结果发现是他的一个女同学劝他不要离家出走。我看完信后模仿女同学的笔记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劝他留在家里不要出走，然后把信装到女同学来信的信封，小心封好，一切照旧。以后曾如法炮制，不过，时间一久真相败露。我弟弟和我吵架，向父母哭述委屈。后来，我妈妈嘱咐我，以后不要偷偷拆弟弟女同学的来信，我才金盆洗手，呵呵。

我现在真的记不清过去为什么经常打骂弟弟妹妹，记得对弟弟最凶的一次是把弟弟从楼梯上踹下去，他顺着楼梯滚下一、两级台阶……

不过，我弟弟小时候也挺淘气——他很小被送到一家无子女的亲戚家寄养，他在那里上了一段时间小学。老人珍惜孩子，比较宠爱。而当时的邻居有一个社会小青年，也是小学高年级同学，是混社会的，弟弟被他带顽劣了些。

弟弟回家后，也有点不太老实，记得楼下底楼邻居对我家不慎掉下东西颇有意见，弟弟怀恨在心，居然趁夜对人家实施空袭，投掷的“炸弹”材制来源令人难以想象，呵呵。那家女主人知道是我家弟弟干下的坏事，但没有证据，无法追究。后来，灰常戏剧性滴时，弟弟与女主人漂亮的小女儿谈恋爱了，哈哈。女主人及其家人当然一万个不同意！但是， ，我们两家还是成为亲家。

高中转班后有了好朋友

初中毕业后，本来我跟全班升到高中是顺情在理的，可天算不如人算，高中居然把我“调到”另一个班。我没发啥错误啊？为啥给我转班？

后来才知道，我的新班有很多铁路子弟，我也是铁路子弟，所以分到一个班，便于管理。事情是这样，铁路子弟都不太好管理，因为铁路是中央所属企业，因此，这些单位子弟颇有优越感，与人相处时有些逞强好胜。更重要的是，铁路子弟学习成绩都不太好，有些比较调皮不守纪律，所以，学校老师都不太喜欢铁路子弟（确实与碳研所子弟不能相比），因此，归拢集中便于管理。问题是，我班铁路同学都是工人子女，只有我是铁路医生子女，我跟他们根本不一回事。当时那些铁路工人大多是早年农民参加修铁路后留在铁路工作，本身没啥文化，子女当然不太爱学习、成绩不然不好啊！

但我跟他们风马牛不相及，何况我父亲还是国企领导呢。

在这个班吧，基本都是本地人，但奇怪也有一个东北同学。所以，慢慢的，我的人际关系又不太好了，我痴迷读书，确实不重人际关系，说话口直心快，往往得罪人都还不知道，因为我特立独行个性依旧。

具体记不清怎么跟一些同学处不好，但我比较激进左倾也为一些同学不喜。高一恰好与班上团支部书记同桌，慢慢成立好朋友。他当时跟班长关系不好，结果班上进行两派，我们是少数派。

由于喜欢看书，我的作文经常被教语文的马老师表扬、夸奖，朗读课文，也经常被马老师表扬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等等。后来，市里举办“教育革命成就展”，马老师推荐我去当解说员。于是，跟一帮俊男靓女中学生在一起度过了一阵美好时光，并且还有意外收获。有个我校初三的美女，跟我很对路。当时她们家远（她父亲是住我市XX医院院长还是政委忘啦），就住在是教育局临时安排的宿舍。我家五楼与市教育局距离几十米，与她们宿舍隔空相望，肉眼能看见人形。姑娘情窦初开，天天对着我家阳台引吭高歌。我俩的“事”，人们有些渲染，但我那时情窦未开，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约过会，只是彼此见面言谈甚欢而已。不过有点戏剧性的是，她妈妈（我们的体育老师）后来居然当上我们班副班主任。她妈妈是体操还是跳水运动员，很漂亮、时髦，因为随军，所以在我们学校工作教体育课。有同学起哄说她是我“丈母娘”，呵呵。

当时，搞“教育革命”，“工人阶级占领学校”，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们班也有个尤师傅作为督学之类吧，尤师傅很欣赏我的直爽，他曾对我妈说，陶勇思想单纯、心直口快，比我们这些工人阶级都更直爽。高二学生干部年度换届，尤师傅建议班主任让我当副班长，但班主任王瑜君老师说我的同学关系不好，所以，不合适（的确如此）。后来，高二年级需要向初一年级派驻红卫兵辅导员，于是，尤师傅推荐我当了辅导员——其时，我还没能入团，虽然我与团支书过从甚密，但支部其他委员通不过（有些就是另一派的卡我），少数服从多数，书记也没办法。

敢于负责的王瑜珺老师

我高中班主任老师是一位 的教育，品质高洁。她教我们数学，当时，不少老师随波逐流，教学就敷衍对付，但王老师却依然认真讲课。即便当时教材精简，但王老师尽量教给我们真正的知识，尤其对我，多次在学校林荫道（我去辅导班路上）拦住我要我交作业——我数学不好，经常不交作业，但王老师与众不同，一般老师对学生干部都会照顾，尤其像我这样在学校发红的干部更是“礼让三分”，因为弄不好被学生告状说你不支持学生的革命工作，不支持学生参加教育革命实践，这样老师会被责难的。但王老师却高风亮节、不怕惹火烧身，坚持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我因为偏偏数学不好，所以屡屡受到她在全班当众批评，搞得我灰头土脸的，大家都以为我学习不太好，有同学因此说我走“白专”道路——当时提倡走“又红又专”道路，“白专”道路是指不讲政治，只管专业的落后状态。而同学说我“白专”是讽刺我只红（热衷政治）不专（不爱文化学习）。其时，无论王老师与班上同学对我都有误解，王老师因为我数学不好不认真上课不认真完成作业，就以为我对学习都是这样，其时我除数学外其余功课都是优良。记得其中考试前，就是那个带头起哄我说航空“鸟撞事故”吹牛的同学曾问我，估计我考试会几科不及格（当年中学恢复闭卷考试），我当时赌气的说，“科科不及格”。其实我期中考试政治语文化学成绩都是 ，物理良好，历史地理也是 、良好之类，只有数学不及格。

干了 好朋友的蠢事

当时，由于黄帅的出现，学校兴起反潮流，而我们班一位女同学比较激进，是反潮流勇士。她经常针对班上一些不正之风进行严厉批评，招致别人的不快与不满，我有时也会像她一样。后来，她与团支部书记和我都成了好朋友，我们在“斗争”中结下了战斗友谊，而她和支书更是结下战斗情谊（当然，这一切我都蒙在鼓里）。

我经常到支书家蹭饭，同睡一张床，把他当一个大哥哥（他比我大一岁），由于去的太频繁，人家母亲都有意见，我无意间听到她念叨：“常常都来、常常都来”。

支书父母都是科研人员、高级知识分子，他哥哥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家境比我家更好，伙食比我家好。更重要的是，我家庭不和睦，缺少温暖，所以，老往人家那里跑。

去年，和支书同学联系上，本想去探望她母亲的，结果获知老人家已经仙逝。

那个反潮流勇士女生，也是碳研所子弟，我和她是在放学路上碰到，随便聊了两句，跟着又聊了几句，觉得有话说，然后继续聊，结果很“投契”，双方对“革命形势”的认知与判断都很接近，于是，从此成为莫逆。后来，她和支书来过我家做客并住了一晚，晚上，他俩隔着墙壁敲击发出信号，就像当初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地下党隔墙敲击，与革命同志互相传达党的指示一样。后来，我们感怀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憧憬祖国光辉灿烂未来，一时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难以入眠。他俩率先去阳台眺望黎明前的远方，我不识趣地也跟着去阳台与他们一道高瞻远瞩、指点江山……

，大家回到各自床上，在对世界革命伟大成功的希冀中幸福的入睡。

后来，我们也去过女同学家做客，她家条件也比我家好，吃了一顿美味。讲真，我本来心里悄悄喜欢她呢，但没想到她妹妹很漂亮，我又悄悄喜欢上她妹妹，哈哈哈哈哈

关于我们三位革命同志的战斗友谊戛然而止，还有故事。

高二后，我全身心投入到红卫兵辅导员工作中——因为立志从政的我，正好锻炼自己的领导才干。

我成天往辅导班跑，本身跟本班多数同学关系不太和谐，这下更是不在班上呆，出来上课之外。

如此一来，我跟书记和好友女同学在一起机会更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恋爱了——这在当时是犯忌违纪的，呵呵。

一天，我与我班班长等一个同学相遇（班长等是我们“对立派的”），记不得怎么说起的，他们问我知不知道书记与激进女同学谈恋爱？我说不知道，不相信，他们就告诉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实，就嘲笑我三人关系辣么好居然不知道，他俩背着我谈恋爱，对我不够意思。同时怂恿我举报他们。我听了他两的事有些意外，也对他们感到不满，尤其书记利用职权追女生这不正义，于是，义愤填膺，妒火中烧（因为我也喜欢那女同学，所以很吃醋，哈哈）。我满怀激愤的找到学校负责政工监管团委的老师，向她反映这个情况。

我反映的情况学校很重视，也很信任——当时我已经校内出色的学生干部、 辅导员。之后，书记很快被撤职，一时间他俩被搞得灰溜溜的，我和他们之间再无友情，直到很多年后大家才释怀。

好在，我们毕业恢复高考后，书记考上了大学，之前我还担心他因受打击影响考大学呢。

这是我学生时代干的一件蠢事，它令我失去了一位很有价值的知心朋友。许多年后，我们再联系时，彼此三观已经不太一致了，也似乎难以再续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