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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史料整理处作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一直以民国中央机关档案集中典藏中心而闻名于世。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曾经一度计划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期冀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一起成为民国中央机关档案集中典藏中心，但很快又搁置了计划。那么，这个昙花一现的重庆史料整理处是如何来无影去无踪的呢？其赖以设立的民国中央机关档案又历经了怎样的分分合合呢？刘、邓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仿接管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正式宣告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企图，毛泽东于5月23日电告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在内的各大野战军首长，命令他们在完成既定作战任务、接管大城市的同时，积极完成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以“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刘、邓率领二野总部于10月20日从南京出发，进军大西南。11月1日，刘、邓率领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发起西南战役，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解放了贵阳、遵义、綦江、巴县等地，于30日解放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重庆。在此形势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国民党军政人员宣布起义。之后，刘、邓大军继续西进，于12月27日解放成都。至此，历时两个月的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的迷梦，标志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终结。就在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同时，一场仿效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经验的接管工作，在重庆等大城市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年12月3日，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该委员会下设七个接管委员会及一个部，即：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交通接管委员会、后勤接管委员会、房地产接管委员会及公安部。接管方针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各按系统、抓紧旧机构及其主管人员按系统接收，二是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至年1月中旬，共接收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官僚企业、银行、仓库、公共场所及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个，接收旧员工10余万人。封存档案妥保管成立机构始清理年1月16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西南地区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资料处置问题的批示：“应责成地方接收机关妥为保管，报告情况，并不得使之与地方行政机构之档案资料合并，等待政务院决定处理办法。”接到批示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立即电令重庆、成都等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南各省区，“通告所属各接收机关遵行”。重庆市各机关认真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封存了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的档案，有的单位还进行了初步整理。3月16日，周恩来总理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据传，国民党尚有一部分重要档案被李宗仁保留在成渝一带，不知确否。请即在成渝两地分别派员设法调查，有组织有系统的搜集集中。”接到电示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当即转饬各省署市遵照执行，并责成成都和重庆两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清理。总的清理目标是“由各接管机关负责清理接管的档案资料，并以成渝两地为中心，按先中央后地方，先重要后次要的步骤，有组织有系统的进行彻底清理，并酌量集中”。4月15日，原国民党中央机关档案清理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王维舟任主任委员，孙志远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政治、财经和军事三个分会，分别由孙志远、刘岱峰、梁军为召集人。按照清理的目标和要求，各分会印制统一的登记表，将档案审核分类，造具清册一式三份，以一份留存各该分会，其余两份送总会，再由总会将一份送中央。凡是接管有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档案的单位分别成立清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清理和登记造册。其中，政治分会下辖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西南民政部、西南文教部、西南外事处、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西南卫生部、西南司法部、西南公安部和西南新闻出版局等9个单位。这些单位分别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铨叙部、内政部、考试院、监察院、外交部、总统府、蒙藏委员会、司法院、教育部等机构的档案。经初步清理统计，这批档案“为行政院等25个单位，箱另册，捆，又图书76箱另册。及王世杰所藏字画等，造具档案清册14册”。财经分会下辖西南财政部、西南贸易部、西南工业部、人民银行西南区行、西南交通部、西南农林水利处等6个单位。这些单位共接管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央银行、国税署、盐务总局、中央信托局、兵工署、经济部水利司等37个单位，“共箱卷册宗，又图书本、图表张”。军事分会下辖原西南军区各部。这些单位共接管了原西南长官公署、国防部史政局、军医署、副官局、联勤司令部等7个单位“件，又箱，造具清册共29册”。至9月，重庆方面清理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档案的工作基本完成，共清理出档案“箱又28万余卷（册）”。其中，造具完成的档案清册册，分两批呈送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重庆设处暂搁置移交南京集中藏年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根据集中管理档案的精神，指示中国科学院安排近代史研究所派人前往重庆，接收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档案。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告知目前无法派人前往重庆接收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档案。2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复函郭沫若，内称：“……关于重庆所存伪国史馆及伪中央各机关的档案处理问题，本委前间指示，由你院近代史研究所派员接管统一整理在案。其后，复征得范文澜同志之同意，由近代史研究所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来负责这项工作。希即转告近代史研究所早日派定人员，着手进行。”7月25日，郭沫若根据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的建议，函令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前往重庆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接收与整理重庆所存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档案。但王可风经过了解后得知，重庆所存档案多达00箱，约万宗，需要档案库房60-80大间，而重庆方面一时却无法解决。当这一情况上报近代史研究所之后，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一事便被暂时搁置下来。然而，周恩来总理却一直在牵挂着这批档案。年6月27日，政务院致函中国科学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存放在重庆之国民党政府档案全部运载南京史料处集中整理。”7月，南京史料整理处接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转来的政务院公函。8月底，王可风带领华明、李佳、李鹤年前往重庆，连同先到重庆的陈文起、李良才两人共六人，办理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接收和起运南京事宜。9月初，王可风等人到达重庆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文教委员会的领导和协助下，了解了所存档案的保管情况，即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存放在重庆者为大部，其他成都和昆明均有一小部分”。经与各单位商定移交和接收的三项原则是：一是“档案比较重要，有保存价值，各单位现在业务上不需要的，尽量移交集中到南京整理”，二是“旧档案与现在业务上有联系，时常调用作参考的，为服从当前工作，仍留原保管机关作参考”，三是“肯定没有保管价值的，如收发文簿、一般传票废表等，仍留存原保管机关将来报请上级批准处理”。按照这三项原则，王可风共接收了箱档案约40余万卷档案，于11月11日“分四批由长江航务局负责包运，由水路运南京”。移交工作完成后，重庆方面的“原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清理委员会”即行结束。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西南军政委员会遂被撤销。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的档案集中管理办法》。依据该办法，西南地区成立了西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该处除接收、保管西南区各撤销行政机关档案外，同时也接收了西南区各撤销机关代管的王可风于年挑选剩下的尚未移交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档案箱，以财经、政法部门档案数量最多，约占90%，但已极不完整。及至年7月15日，国家档案局重庆管理处（原西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根据国家档案局的指示，并取得南京史料整理处的同意，将保管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调整为箱并附全宗目录34份，由重庆起运经汉口转南京，移交给南京史料整理处。从部分全宗中提出的且建立了人物索引卡片的余卷人事档案，则留存在重庆市公安局保管。至此，重庆方面清理出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基本移交完毕。从档案的分分合合情况来看，暂时搁置成立的重庆史料整理处，在事实上已经并入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主要参考文献：1.《接管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年版。2.施宣岑，华明编：《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年版。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5-.12）》，人民出版社年版。4.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重庆市志?档案志》（第10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5.曹必宏主编：《光辉历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0年》，九州出版社年版。6.刘国能著：《中国当代档案事业史》，档案出版社年版。7.赵庆云：《南京史料整理处与“现代史”研究》，《晋阳学刊》年第4期，第20-29页。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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