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教师评语：

本课程主张翻译研究不限于译本比较，而应扩张至译者、读者、赞助人、翻译机构等广泛范围。本文探讨康、梁及大同译书局翻译活动，做到了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结合，探究了译本背后的形成机制与期待读者对文本建构的重要影响。

晚清社会背景下的译史昙花

胡涵静翻译班

一、创办始末

（一）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大同译书局的缘由及创办时间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使清末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翻译的门类不断翻新，题材层出不穷。几乎所有新兴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毫无例外地与翻译扯上关系，到、年翻译达到了高潮。[1]然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当时的翻译出版状况并不感到满意，并在年于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同时集资进行译书办报的活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们在强学会的基础上开办了强学书局（或称译书局）。不久后强学会被查封，书局则改为官有，隶属总理衙门。梁启超等人被排斥在局外，自然心有不甘，便于年在上海创办了同译书局。[2]汤志钧称，大同译书局创于年11月。[3]邹振环则称，大同译书局在上海成立的准确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秋冬九、十月间。[4]而方鸣在其所编著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一书中，认为梁启超在年10至11月于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5]此外，《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中对“大同译书局”创办时间的记载则与方鸣的一致。

综合各家观点来看，笔者只能提出大同译书局创办于年10月前后，或者笼统的说来是创办于年的秋末。

（二）创办大同译书局的目的：传播西学，宣传变法维新

本文之所以特别指出了“年10月”这一时间是因为，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年10月16日）《时务报》上发表了《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该文章也是目前所见唯一反映创办宗旨的重要文献。全文较长，因此在这里只摘出部分内容：

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是用愤懑，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将以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所乐闻也。[6]

可以看出，康、梁等人创办大同译书局的目的正是在于介绍传播西学，宣传变法维新。[7]值得一提的是，大同译书局在著作、翻译及出版等工作上的“效率”是很高的。根据当时广告，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有：《大同合邦新义》《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南海先生《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桂学答问》《四上书记》《五上书记》《六上书记》《日本书目志》[8]，等等，可谓是数目惊人。而在《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大同译书局曾出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上清帝书》，梁启超的《中西学门径》，麦仲华的《经世文新编》。并译有《瑞士变政记》《地球十五大战记》《英人强卖鸦片记》《大同合邦新义》等。[9]

（三）大同译书局停办缘由，及康梁等人失败的原因

可惜的是，大同译书局虽则在出版工作上效率颇高，并且成果斐然，但是它实际存在的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年。这显然和康、梁等维新变法派人士的政治主张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利益相悖是分不开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器重，并进入了清朝政府的改革核心。同时，他们还放弃了译书局原本“不募捐款”的原则，积极筹划官方注资成为官书局，从而导致大同译书局更深地卷入“戊戌变法”的政治变局。[10]然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百日维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康有为与梁启超死里逃生，潜往日本。而康广仁则在北京南海会馆被捕，在狱中他谈笑自若，视死如归，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11]同年9月28日，他与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菜市口，时年仅31岁。随着“百日维新”惨遭失败，康广仁赴难，而康、梁亡命海外，大同译书局自然也遭查封停办。[12]

身处清朝晚期，少帝势弱却谋求变革、太后喜好奢靡而不肯放权这一特殊背景之下，康、梁等人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作为维新派，不管是写作著书还是翻译西学，其目的都是宣传变法维新，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进行改革，可以说，大同译书局所出版的刊物中也都多多少少蕴含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从他们的角度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两人都是举人出身），受到皇帝的器重并能与皇帝合作，显然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同时也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诉求的。但由于他们的“合作者”确实是太过弱小，导致他们的变法希望还没来得及实现就破灭了，也使得大同译书局如同一现的昙花，短暂地展现出引领变革思潮的光芒后便黯淡了。

二、具体译书计划及成果

（一）《大同译书局叙例》中所提的庞大翻译出版计划

上文中列出了一些当时广告中“新出各书”的书目，但其实这些只是大同译书局的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单从翻译西书西学的方向来讨论，大同译书局就有着极为庞大的翻译出版计划，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这样写道：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书，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13]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大同译书局把与“各国变法之事”有关的书籍翻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是很好理解的，毕竟大同译书局就是康、梁为了能更好宣扬他们的变法主张而创办的。其次需要翻译的则有“学堂功课书”“宪法书”“章程书”等等书籍。总的来说，他们的计划是比较完整、完善的，同时也切合了他们的思想主张，即：谋求变法，重视学堂教育改革，重视各类书籍译作的实用及学习价值。

但是，大同译书局虽有庞大的翻译出版计划，但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集资仅五、六千金”[14]，另一方面也因时间过短，从成立至政变发生还不到一年，故所印之书除《经世文编》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外书的品种并不太多。[15]

（二）刊行的译作

除了上述的著作，大同译书局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也还刊行了其他一些译著，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出于维新变法需要而编译的历史著述，如：完成于年3月12日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又称《俄彼得变政记》（该书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呈进给光绪皇帝的第一册书，也是在《俄国新志》《俄史辑译》等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部关于彼得大帝政治变革的小传）；于年刊行的《瑞士变政记》[16]（又说出版于年[17]），也是一部关于变法史的重要译著。

二是与维新变法密切相关的侠士英雄传记，如：戊戌年（年）春月刊本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康同薇译纂），该书介绍了维新前后日本资产阶级武士活动，及明治维新发动准备阶段的情况[18]；年出版的《意大利兴国侠士传》（或称《义大利侠士兴国传》，日本松井广吉著，日本桥本大郎译）。[19]

第三类则是作为大同译书局重点出版的选题的战史译述。大同译书局曾经计划出版“战纪丛书”，《时务报》曾称《俄土战纪》（汤叡译）为“《战纪丛书》二十种之一”[20]，可见上海大同译书局曾有出版二十种战纪丛书的打算。[21]《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中特别记载：《俄土战纪》由大同译书局于年出版，该书记述了18世纪70年代末的俄土战争以及战后土耳其完全沦为外国殖民地的过程。梁启超作序，指出当时中国的处境，正与土耳其相似，如果想“苟延旦夕，为小朝廷”，还要“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则危险万分，认为有必要把“俄土之事悬诸国门”，以为警戒。[22]同属于“战纪丛书”的还有广东归善人赖鸿翰（字仲渊）所译的《地球十五大战纪》，该书刊行于年，主张史书应当运用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材料来论证史实。[23]

以上所列出的一系列译著也印证了大同译书局在这一时期内的惊人效率及斐然成果，不论是在翻译工作本身，还是在出版刊行工作上，都体现出书局人员的能力与激情。笔者认为，都与他们内心对维新变法这一共同政治主张的不懈追求有关，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宣扬变法，所以翻译相关著作的热情自然也是发自内心的。大同译书局被认为是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24]，同时它也完全服务于他们的维新变法追求，从而创造了这短暂的辉煌。

三、译作分析

笔者起初是想对比分析《瑞士变政记》这本书的原译文本，然而因为相关文献过于稀少，根本找不到这本书籍，其它的几部译作有的只在别的大学的图书馆里收藏，有的则没有任何信息，连电子版本也寻无所得。最终也仅仅找到了《俄彼得变政记》的中文繁体文本，并且还是电子版本，只能勉强摘录一小段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

俄为·特狄种。康熙前，其国地广漠，无教化。当时闭关，未与外国通商，与外国不相闻问。既无制造，工钝拙；又无学校，民皆蠢愚；武备不修，正兵无定额；道路不修，草弗不可行，非特无铁舰，且无舟楫。民仅有农业，而耕凿法皆极拙。其他皆游牧种人，习于懒惰，有事则·狠。气象狂榛，为野蛮未开化之国。泰西不齿之。开俄霸图者，自俄王彼得始也。

彼得年少时，其姊在位，国理琛游俄所种女主者是也。当是时，大臣柄国，彼得尚幼，耽童嬉，无所不为。为大臣奸狠者所愚，仍俄旧制，不令读书，不知治国之道，但见一二大臣，不接文学贤士,蒙蔽甚矣。然彼得天资睿敏，操心虑患，及十七岁即位（按即康熙二十八年也），即阴求学识经济之士而亲事之。聘法人雷富卜德，讲文学兵制。彼得闻之下泪曰：“外国政治、工艺皆胜我，何我国之不思仿效也？”于是有变政之心矣。[25]

由于没有原文的材料，加上《俄彼得变政记》其实是在《俄国新志》《俄史辑译》等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因而也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俄彼得变政记》对于原文的忠实程度，所以就只从译作本身进行文字内容上的分析。

仅看这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文章虽然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但风格可以说是明白晓畅而通俗易懂。总的来说，除了个别字词现在不常用而显得生僻难识，大部分内容都是极其好懂的。开篇欲扬先抑，先说俄之前是如何落后野蛮，接着话笔一转，点出“彼得变法开俄霸图”。而在第二段，同样运用了先抑后扬手法，先说彼得少时耽于嬉戏，为大臣所蒙蔽，再点出他即位后的巨大改变。这样的写作就使得文章更具有故事上的“转折”之感，比较能激起读者阅读兴趣，鼓励、引导他们进行思考和联想，从而能够更好地宣传变法思想。这也印证了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所指出的：小说也可以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造的武器。[26]

图1-《俄彼得变政记》电子版部分内容摄于图文借阅室的电脑前

再细读这两段文字，读者其实很容易就会从“彼得尚幼”“其姊在位”“女主”“大臣柄国”等字眼出发，联想到当时的光绪帝及慈禧太后对峙的情况——两国都存在有“帝幼”“女主”“大臣柄国”的情况，而这种自然而然的联想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更激发读者（尤其是光绪帝）对于仿效俄国进行变法的信心。因为《俄彼得变政记》还特别上呈给光绪帝，所以笔者认为康有为在撰写译作时，是有过这方面的考量的。

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可以从这一小段文本的分析中以小窥大，感受出当时大同译书局人在创作、翻译、编纂等各个方面都倾注了他们的维新主张。

四、结语

大同译书局，仅在年秋末至年秋初这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刊行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各类著述及译作），完全称得上是效率惊人、成果斐然，同时它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惊人的，曾被喻为是“思想界一大飓风”和“火山大喷火”。[27]当然，正因为它服务于康、梁等人的变法思想，所以书局的兴盛与遗憾也皆源自于他们对变法主张的不懈追求。在晚清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迅速地走向破灭，大同译书局也不得不成为翻译史上的一现昙花。

[1]涂兵兰.清末赞译关系考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03):88.

[2]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24.

[3]汤志钧.维新运动在上海[J].学术月刊,(10):60.

[4]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24.

[5]方鸣.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四)[J].中国出版,(05):64.

[6]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时务报》第42册,中华书局,年,第-页.

[7]方鸣.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四)[J].中国出版,(05):64.

[8]《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广告,《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9]方鸣.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四)[J].中国出版,(05):64.

[10]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32.

[11]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书籍（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年,第-页.

[12]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26.

[13]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时务报》第42册,中华书局,年,第-页.

[14]《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15]马自毅.几部史著出版年代辨正[J].世界历史,(03):.

[16]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28-29.

[17]马自毅.几部史著出版年代辨正[J].世界历史,(03):.

[18]方鸣.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五)[J].中国出版,(05):63.

[19]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29-30.

[20]《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年,第页.

[21]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30.

[22]方鸣.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四)[J].中国出版,(05):64.

[23]邹振环.上海大同译书局及其史学译著[J].东方翻译,(05):31.

[24]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M],九州出版社,:.

[25]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0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宏业书局有限公司,年,第4页.

[26]方鸣.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五)[J].中国出版,(05):63.

[27]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年,第-页.

-MoralIntegrityandAcademicExcellence-

作者

胡涵静

编辑

赖珊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