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01

我和木瓜天生有做地下党的潜质，对跟踪那一套无师自通，不过我们跟踪的不是特务，是美女。武汉直到现在还有好几条电车线路，所经之处都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段，我和木瓜经常逃票混上电车跟踪美女。有次被人发现，骂我们是小流氓，我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就是光荣的流氓无产者，你骂我们就是看不起无产阶级，就是反革命，对方吓得立即闭嘴。

我们曾从武昌跟踪一个美女到了汉口，她穿着碎花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隐约能看见乳沟，这让我们想入非非。她下车后进了一幢沙俄风格的老公馆，我们正要跟进去，却被一个戴红袖套的大妈拦住了，很警惕地问我们找谁？我说我们是刚才进去的那个女孩的同学。大妈讥笑说，她是马来西亚华侨，刚和父亲回国探亲，你们是她在马来西亚的同学吧？

那天下午，我和木瓜坐在码头上抽烟。木瓜懊恼地说，应该在半路上拦住那个女孩，和她交个朋友。我说交个屁啊，人家是华侨，很快就要回马来西亚了。他说那可以写信啊，我他妈长这么大还没给人写过信呢。我说马来西亚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你给她写信，那就是里通外国。木瓜就不说话了，看着江面上的拖轮出神。我问他，要是可以给那个马来西亚女孩写信，你准备给她写什么？木瓜想了想，然后说，我就想告诉她，那条碎花连衣裙真是美极了。

今天再这样说显得多老土啊，但当年你要是这么夸奖一个陌生女孩，那绝对后果严重，甚至很可能被当成流氓扭送公安机关。看到木瓜失落的样子，我本来想在他面前来点阿Q精神，说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真他妈一点没错，你看连衣服都是花的。可我最终也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因为我也很郁闷，其实我跟木瓜一样，都喜欢那条碎花连衣裙。

你们知道吗，就是，就是老鼠对玉米的那种喜欢，就是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的那种喜欢。

02

沿着汉白玉台阶走进客厅，我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天花板上悬挂着莲花状的大吊灯，比海绵还软的皮沙发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大理石壁炉旁摆着一座红木边框的自鸣钟，靠窗台的地方有一架我在嘉诺萨仁爱修道院里见过的那种三角大钢琴，琴盖锃亮得可以照出我下巴上刚刚长出来的胡茬。还有电话机、金鱼缸、吊兰……我特意看了看地板，并不是传说中的金子铺的，铺的是暗红色的羊绒地毯。

如果不是墙上挂着《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我一定会以为自己偷渡到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正在参观刘文彩的地主庄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米家曾经是武昌首富，米娜的祖父开有纱厂、钱庄和化工厂，抗战时期他给新四军捐献过药品和被服，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米娜的祖父被选为市政协副主席，但在年被打成右派，不久郁郁而终。

米娜的父亲，也就是姨妈说的米家少爷，是建国初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地质学博士，他的妻子白露霜出身汉口的大户人家，当时在伦敦学音乐。回国后，米娜的父亲就带着勘探队到西北找石油，白露霜则在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学当音乐老师。很不幸的是，米娜的父亲一直没找到石油，他还私下里说中国是贫油国家，有人揭发他回国根本就不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是故意借勘探之机为台湾搜集情报，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在被逮捕前畏罪出逃，吊死在沙漠里的胡杨树上。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几乎风化成了木乃伊，民警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半个窝窝头。

我经常想，米家少爷吊死在胡杨树上的时候，是否想起了伦敦的牛奶和面包？白露霜在沙漠小学里给孩子们教简谱的时候，是否怀念过皇家歌剧院的交响乐？这都是秘密，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

人到中年后我渐渐明白，米家花园的秘密，其实就是历史的秘密，米娜穿的那条包屁股裤子，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最疯狂的一条裤子。

木瓜没有摸米娜的裤子，他走过去摸了摸钢琴，这家伙不仅耳朵敏锐，而且经常吹嘘自己有极好的乐感，我多次听他骄傲地说过，他能在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中听出《黄河大合唱》。

自从我们在修道院见到那个穿紫色旗袍的女人弹琴后，他就对钢琴着了迷，后来我们在昙华林废品收购站发现了一架缺了琴盖的脚踏风琴，他硬是怂恿我和他半夜三更把那架风琴偷出来，用板车拉到蛇山上，藏在碉堡里。有半年多的时间，他每天都要去碉堡里弹一会儿风琴，弹的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曲子。不过说实话，在进米家花园之前，我从来没觉得他有音乐天赋，他用脚踏风琴弹的那些调调杂乱无章，比方说吧，就好像是一只被猫追逐的老鼠从琴键上跑过去时发出的声响，他低头弹琴的样子，也像是个美蒋潜伏特务在鬼鬼祟祟地发报。我讥笑他乱弹琴，他却说跟我是对牛弹琴。直到第二年梅雨季节，武汉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碉堡里的积水有半尺多深，把那架风琴给泡坏了，他才放弃了弹琴。但木瓜的酒鬼爸爸以前倒是当过省歌舞团的首席小提琴师，歌舞团解散后，被调到汉剧团担任了京胡演奏员。

米娜看见木瓜对钢琴很感兴趣，于是她显摆了一下，在钢琴前坐下来，弹了首曲子。她告诉我们，这是贝多芬献给爱人的伟大作品，叫《月光奏鸣曲》。贝多芬我知道，读初中时，音乐老师说过，他是德国的一个聋子作曲家，创作的都是资产阶级贵族音乐，是大毒草。

我想音乐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一点月光就让贝多芬先生这么牢骚满腹，真是吃饱了撑的，可想想又觉得不对，因为米娜弹的时候，我没发现这曲子哪里有毒，反而觉得听起来很舒服。米娜也说贝多芬很伟大，哦，我俩都够反动的。

米娜还带我们去了楼上，她在前边带路，我和木瓜跟在后面。我紧紧盯着她的包屁股裤子看，随着向上运动，她的屁股显得更翘更结实了，充满了诱惑。如果我足够诚实，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鲁迅先生批判的那种心里阴暗的男人，看到短袖子就会想到大腿，想到裸体和性交。现在说一个人性感，那是赞美，可那时候有性感的念头就是低级下流，我经常陷入这种道德的自我谴责中，纠结而痛苦。我回头看了木瓜一眼，他也有些心不在焉，但他不是盯着米娜的屁股看，而是不断回头张望那架钢琴，几乎在同时，我和木瓜都感觉到了尿意。

是木瓜先提出来的，说要上厕所。米娜说，洗手间在二楼走道的尽头。木瓜说，他不是洗手，是想小便。米娜笑了，说洗手间就是厕所。哦，米家人真是奇怪，竟然把厕所叫洗手间。

我跟着木瓜走进了洗手间，却并没有找到茅坑，只看见一个白得发亮的瓷缸，我揭开瓷缸上面的盖子，里面有汪清水，我和木瓜仔细研究起来。木瓜说，这可能是洗脸盆，我说不对，应该是鱼缸。木瓜又说，不对，鱼缸里怎么会没有鱼，而且底下还有个洞。

米娜在外面敲门，问我们怎么还没解完手？我开门说，我们没找到茅坑，只看见一个鱼缸。米娜笑得前仰后合，说那不是鱼缸，是抽水马桶，你们坐上去，解完手后把边上的绳子一拉，就冲干净了。

我关上门，又和木瓜开始研究抽水马桶，木瓜脱了裤子坐上去，但没一会儿就站起来，红着脸说自己拉不出，我也试了试，同样没有挤出一滴尿。很快，我们都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男人都是站着撒尿，像女人一样蹲着那还算男人么？尿意在我们的困惑中渐渐消散无形，我打开房门，和木瓜走了出来，尽管有些郁闷，可我们都没跟米娜说自己撒不出尿，因为这太伤自尊了。

米娜继续领我们参观她家的房间，但我脑子里还在琢磨，为什么我坐在马桶上面会撒不出尿？姨妈家连个厕所都没有，我们都是去公共厕所解手，厕所墙上有用石灰刷的毛主席语录，可里面臭不可闻，每次上厕所，我都得小心翼翼，以免沾染到了溢出茅坑的排泄物。只要撅起屁股，就会有苍蝇和蚊子嗡嗡嗡地飞过来，还有那些白花花的蛆虫，一不小心就会沿着裤腿爬到腿上。可米娜家的厕所竟然比我的睡房还要干净，她家的抽水马桶竟然比姨妈家的饭碗还要白，真是不可思议！

在米娜的卧室里，我看见了一张雕花大床，一个立式大衣柜，一台缝纫机，缝纫机旁边的梳妆台上摆着几个造型奇特并且瓶身有洋文的小瓶子，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液体。我拿起一个瓶子，拔开瓶塞闻了闻，哦，就是米娜身上的那种香水味儿。我忍不住问她：“你每天都往身上喷这个吧？”

米娜说：“好闻吗？”

我说：“比雪花膏的味道好闻多了。”

她说：“是从香港买回来的，法国货，很贵的。”

木瓜吃惊地瞪大眼睛，问她：“你去过香港？”

她摇摇头。

木瓜又问：“你妈去香港买的？”

她说：“是熟人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妈的。”

我问：“谁啊，送这么贵的香水给你妈？”

米娜像是没有听见我的提问，她转身领我们去了书房。嗅着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我想难怪这么好闻，原来是法国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喜欢搞这种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

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张黑胶木唱片，然后放进留声机，立即有个女人温婉甜润的嗓音传出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

我和木瓜都听呆了，这跟平常听到的歌太不一样了，我们听到的那些歌都是嘹亮的，豪情万丈的，热血沸腾的，而这个女人唱得嗲声嗲气。我问：“谁唱的？”

米娜说：“邓丽君，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又问：“邓丽君是谁啊，怎么没听说过？”

米娜笑了：“她是台湾的，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木瓜紧张地说：“这可是黄色歌曲，别人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把我们当反革命？”

我故意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对敌人进行革命批判，不多听听，我怎么知道这些歌有多黄色？”

米娜笑着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木瓜心安理得了，说：“谁他妈反对我们，谁就是反革命！”

那天我们用革命的耳朵听了邓丽君的好几首歌曲，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靡靡之音太具有欺骗性了，要想批判彻底，以后还得反复听。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炫耀一下，在那个情歌被视作黄色歌曲的年代，我和木瓜绝对是武汉三镇最早听到“邓丽君”这个名字的小青年。不信就去找你们父辈，问问他们在十七岁那年听的是什么，问问他们在十七岁那年，除了雪花膏和花露水，还用过什么牌子的香水。

03

米娜点点头，然后说：“我妈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穿上这种裤子的，而且这一天不会太久。”

我无法想像遍街都是这种包屁股裤子的情景，我的想象力太差了。

米娜说：“以后衣服的颜色和式样都会丰富起来，我妈说，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脱不了自然规律，就像谁都会死一样，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

木瓜说：“毛主席就能活到一万岁。”

米娜说：“他也不能。”

木瓜吃惊地张大了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质疑毛主席的寿命，但那条包屁股裤子好像比伟大领袖的魅力还要大，让我轻易丧失了革命立场。我假装没有听见米娜的话，问道：“这叫什么裤子？”

米娜说：“叫牛仔裤，也是熟人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妈的。”

我没听明白，又问：“是狗崽子的‘崽’吗？”

米娜说：“不是那个‘崽’，是这个‘仔’。”

她伸出右手食指，比划着写了个“仔细”的“仔”字，然后说：“这个‘仔’字也可以读‘崽’的音。”

木瓜插嘴问：“为什么要叫牛仔裤？”

米娜说：“牛仔是指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男人，他们喜欢骑着马跟随牛群在草原上奔跑，牛仔裤就象征着勇敢、独立、自由、叛逆。”

哦，勇敢、独立、自由、叛逆，多么无产阶级的词汇。

她继续说：“在国外，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穿这种裤子。”

我的想象力突然被激活了，我好像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看到了壮观的野牛群，看到了牛仔，他们坐在马背上，一边无拘无束地唱着黄色歌曲，一边追逐着牛群，还有心爱的姑娘。

04

汪团长全名叫汪玉珍，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半年前从文化局调到汉剧团担任团长兼革委会主任，她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宣传干事，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她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经常穿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调到汉剧团不到一个礼拜，她就把叶副团长揪到大会上批斗，还撤了他的职，把他调到县剧团当美工，仅仅是因为叶副团长私下里跟人说，《智取威虎山》中的匪首座山雕其实也是贫农出身，是逼上梁山。我还曾亲眼看见汪团长揪着一个女演员的头发，用剪刀把她穿的喇叭裤剪成了破布条。

很奇怪，平时不苟言笑的汪团长对我却挺和气，有一次她跟谈心，问我，如果没有进剧团，你想干什么工作？我笑嘻嘻地说，我想当一名司机，驾驶解放牌汽车奔驰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她也笑了，但什么都没说。

木瓜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想当一名解放军，去解放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

其实我和木瓜都说了假话，我们俩曾经在废品收购站偷到一本叫《金银岛》的外国小说，里面写了一群加勒比海盗抢夺金银财宝的故事，所以我们都梦想长大后能当一名海盗，去过那种冒险有趣的生活。真的，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我和木瓜从小就不是乖孩子，至少我不是。就算到了今天，我也没有驾驶解放牌汽车奔驰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我开的是从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的小汽车，经常暗夜里出没在酒吧和KTV等很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

汪团长似乎不知道米娜是剧团的新职工，那天，她刚进工会活动室，准备点名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个陌生面孔，她愣了一下，然后说：“请蒋劲松前面的那位女同志站起来。”

米娜就坐在我前排，那天她没有穿薄毛衣和牛仔裤，而是穿着一身崭新的黄军装，但军装似乎经过改造，并不显得肥大，而是很合身，她腰间的皮带扎得紧紧的，衬托出高耸的胸脯，左胸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随着她的呼吸潮涨潮落。我特意把鼻子凑到她背后，想闻闻还有没有法国香水的的味道，但我没有闻到。

秋天的阳光很美很温柔，透过窗玻璃洒在米娜白得像瓷娃娃的脸上，我看到了一层细细的汗毛，就好像春天来到昙华林的时候，刚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的野蕨上的茸茸孢子……

米娜站了起来，尽管是新来的，她却并不显得紧张，起立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眉眼弯弯地笑了笑。

汪团长走到米娜跟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米娜说：“报告汪团长，我叫米娜。”

汪团长说：“哦，我想起来了，文化局的曹书记说有位女同志最近要调到我们剧团来，看来就是你了，你来剧团报到的时候，我正好下乡了，听说是邵书记给你办的手续。”

米娜说：“是的，我本来想等您回来再办手续，但邵书记说您三五天都回不来。”

汪团长说：“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米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刚高中毕业，没参加过工作。”

汪团长说：“你觉得自己在剧团能胜任什么工种？”

米娜说：“我想搞演出服装设计。”

汪团长说：“为什么？”

米娜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服装设计师，我会做好多漂亮的衣服。”

汪团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说：“米娜同志，你想当服装设计师我不反对，为人民群众量体裁衣嘛，但是，如果只想着做漂亮衣服，那思想就有些不健康了。”

大家都有些紧张地看着米娜。

米娜没有说话，脸微微有点红。

我站了起来，说：“汪团长，我觉得米娜同志说得没错。”

汪团长的两道目光从眼镜后面冰冷地射出来，她说：“你的意思是说我错了？”

活动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

木瓜拽了拽我的衣角，我装作没看见，反问道：“汪团长，解放军同志穿的军装是不是很好看？”

汪团长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

我又问：“毛主席穿的衣服是不是也很好看？”

一听我提到毛主席，汪团长很谨慎，她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想了想，然后说：“毛主席穿什么都好看，他有伟大领袖的气质。”

我说：“所以穿好看的衣服不代表思想就不健康，汪团长，你说是吧？”

汪团长凝视着我，突然笑了，她说：“你说得对，不过如果是花里胡哨的衣服，那就不同了。”然后她对米娜说：“我刚才可能误会了你的意思，坐下吧。”

米娜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坐了下来。

看见我还站着，汪团长又说：“蒋劲松同志，你也坐下吧。”

我骄傲地坐下来，出风头的感觉让我很得意。

汪团长回到讲台上，扫视着大家，她说：“既然今天有两位同志提到了服装的问题，那我就跟你们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穿奇装异服。”

孟红梅站起来，说：“我知道，因为奇装异服是资本主义。”

汪团长说：“那你们知道什么是奇装异服吗？”

司马昊说：“喇叭裤。”

汪团长又问：“还有呢？”

孟红梅回答：“连衣裙。”

汪团长满意地点点头，她说：“我现在再给你们介绍几种奇装异服，以后你们看见了，就知道分辨了。”她拿起粉笔，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个穿西服的男人，然后说：“这是西服，资产阶级穿的，你们看，这衣服是不是很丑陋？”

大家“哦”了一声。

接着她又画了个穿绣花旗袍的女人，手里还打着把油纸伞，她说：“这是旗袍，官僚太太和资本阶级小姐穿的。”

活动室里没有人答腔，大家都紧盯着黑板，男人看的是那个女人鼓鼓的胸脯和旗袍开叉处的大腿，女人看的是被旗袍衬托出的曼妙身段，也许还有那朵绣荷花。尽管我对汪团长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她很有美术才能，只用粉笔随便勾勒几下，就能把物体画得栩栩如生。

汪团长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

大家面面相觑，似乎都没见过这种裤子。

汪团长说：“这叫牛仔裤，比西服和旗袍还要资本主义，把屁股包得紧紧的，非常下流，恶心。”

就好像有一大群野蜂突然从蜂巢里钻出来，活动室里立即响起嗡嗡声，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好奇地议论着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流氓裤子。我很想站起来对大家说，牛仔裤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恶心，它很好看，尤其是穿在米娜这样的女孩身上。

还有，你们想像一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骑马追逐牛群的男人，就明白牛仔是什么意思了，这种包屁股裤子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很无产阶级，真的。

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结束了，汪团长擦掉黑板上的图画，走出了活动室，学习结束前，她告诉米娜，剧团里不需要服装设计，演出都是现成的道具服装，化妆师老丁倒是缺个助手，她让米娜先跟着丁师傅学化妆。

活动室里的人快走光了，米娜还坐在位子上发呆，她凝视着窗外，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是一块空旷的地坪，然后是一堵残破的围墙，越过围墙，医院的太平间。我知道米娜是对汪团长批判牛仔裤感到难过，她眼睛里有晶莹的液体，我悄悄对她说：“姓汪的胡说呢，别想了，反正我觉得你穿牛仔裤很好看。”

木瓜也凑过来说：“她穿得才像个特务，像中统的。”

木瓜说，电影里的中统特务都是汪团长那副打扮，爱穿中山装。米娜回过头来，面对着我和木瓜，很委屈地说：“其实好多工作服也是劳动布做的，只是牛仔裤要紧身些，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紧身？”

我和木瓜对视着，回答不出，就好像这是一个复杂的方程式。可是，我看不得女人在我面前忧伤，这个病像慢性风湿一直保持到现在，每次看到女人眼含泪水我心里就隐隐作疼。我不想让米娜上班第一天就不高兴，于是开玩笑说：“可能是因为他们都长得很胖，穿紧身衣服不好看。”

米娜忍不住笑了，她说：“他的确太胖了。”

05

组织我们去练习游泳的是汪团长，事先她交代过，男民兵要自备游泳裤，女民兵要穿游泳衣。我和木瓜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跟女民兵一块游过泳。

到了工人文化宫，女民兵在更衣室里磨磨蹭蹭，男民兵却很快穿着游泳裤跳进了游泳池里，所谓游泳裤，也就是肥大点的短裤。汪团长没有下水，她坐在池边，很专心地看一本毛著。我有些失望，我原本以为她也会穿着游泳衣下水的，这样我就可以看看她身上有没有枪伤了，因为我一直很好奇，想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跟美国鬼子打过仗，我记得《英雄儿女》里面的王芳就是一名文工团员，她就在战斗中英勇负伤。

女民兵还没有出来，汪团长不耐烦了，她走过去重重地敲了几下更衣室的门，说：“磨磨唧唧地干什么，绣花呢！”

更衣室的门终于打开了，剧团里的女民兵从里面走出来，除了米娜，一个个扭扭捏捏的。正在游泳的男民兵全都像企鹅一样从水中站起来，直挺挺地盯着女民兵看，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震撼场景。我这样比喻吧，就好像我们正亲眼目睹原子弹在戈壁上空爆炸，女民兵就是那朵壮观的蘑菇云，我们一下子就被强烈的放射线击中了。我敢肯定大部分男民兵都会把视线停留在米娜身上，她穿着一件蓝色连体游泳衣，似乎有点小，紧绷着身体，能看见突起的乳头。她发育得很好，乳房和屁股比别的女民兵都大，特别是她不像别的女民兵那样畏缩，而是挺着胸脯走路，所以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汪团长面无表情地说：“开始吧。”

米娜就第一个跳进了游泳池里，女民兵跟着她噗通噗通地跳了下去，游泳池顿时沸腾了。这天男民兵明显比以往亢奋，是因为好久没来工人文化宫游玩了？还是因为第一次发现女民兵穿着游泳衣，露出了性别特征，刺激了他们的荷尔蒙分泌？

我的目光追逐着米娜，她的游姿很美，像条带鱼。木瓜在我身边凫水，他看着米娜，突然对我说，他听见了鱼儿在水草中穿行的声音。我懒得理会他的神经质，他发神经的时候，什么都能听出调调来，无论是锅碗瓢盆的声音，还是墙角的蟋蟀叫，甚至打靶场上的枪响，那都是富有韵律的，可能是拉京胡，可能是打腰鼓，也可能是吹唢呐。很多年后我从表姐的日记中发现，那个军代表似乎也有这个本事，他就从表姐的叫春中听出了汉剧。

米娜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很久没有浮出水面，我正在紧张时，她却从我身边冒出来。我松了口气，说：“还以为你脚抽筋了呢。”

她抹了把脸上的水，笑嘻嘻地问：“你一直盯着我看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想到你游得这么好。”

她说：“跟我妈学的。”

木瓜不信，他说：“你不是从大西北回来的吗，那里都是戈壁滩，是沙漠，哪来的河学游泳？”

她骄傲地说：“当然有河了，长江、黄河的源头都在那，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比这冷多了。”

我和木瓜崇拜地看着米娜，她竟然见过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她太了不起了。

她继续说：“那里不仅有河，还有好多胡杨林，秋天的时候特别漂亮，哦，还有成群的牛羊，也有骆驼。”

在我和木瓜的想象中，西北是不毛之地，我们没想到那里也是如此欣欣向荣。我想，难怪米娜的皮肤这样白，原来是喝雪山的水长大的，她一定喝多了牛奶，乳房才像驼峰那么高。

我问她：“你喜欢那里吗？”

她摇摇头，说：“不喜欢。”

我很惊讶，问道：“你不是说那里很漂亮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起来，我记得姨妈说过，米娜的父亲就吊死在沙漠里，她怎么会喜欢那呢？

但米娜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并没有提及父亲的死：“我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那里不是我们的故乡。”

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武汉，我没有故乡的概念，故乡和异乡有什么不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月亮，还是不一样的空气，或者是不一样的忧伤和快感？

我不屑地说：“昙华林有什么好。”

米娜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她的身躯往水中沉了沉，在入水瞬间，我注意到她被浸湿的游泳衣下面，乳头更清晰地凸显出来。让我恼怒的是，木瓜在我和她聊天的时候，一直盯着她的乳房看。我扎进水中，拽住木瓜的双腿就往下拖，他呛了好几口水才挣脱我，浮出水面，他愤怒地瞪着我：“你妈逼，干嘛呢！”

我低声说：“你刚才看哪呢？”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看，我在听。”

我说：“听什么？”

他说：“我听见了雪山融化的声音，还有驼铃的声音。”

我知道他又发神经了，我转过身来，面对着米娜，说：“他应该去六角亭。”

米娜笑了起来，她说：“你们两个人真有意思。”

我说有什么意思，你说说看。

她说：“我也说不出，就是一种感觉，反正觉得你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你也跟别的女孩不一样。”

她很好奇地说：“那你告诉我，哪里不一样了。”

我说哪里都不一样，事实上我这样说并没有丝毫淫秽的意味，但米娜感觉到了不自在，她低头看了看自己丰满的身体，脸突然红了，羞涩地说：“我是不是发育得太早了？”

她这样问，我反而产生了不健康的联想，我的脸也有点红。其实我也发育得挺早，我十一岁开始梦遗，梦遗的对象是个面孔模糊的中年女人。我说：“你不像别的女孩，她们都驼着背。”

米娜说：“那是她们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发育了。”然后又说：“我妈说，美丽是天性，是光明正大的事。”

我笑了，说：“怎么什么都是你妈说的。”

她有点得意地说：“我妈很聪明，我什么都听她的。”

我问她：“那你爸呢？”

她眼里好像有了忧伤，她说：“我爸没我妈聪明，要不，他也不会死。”

米娜说：“我爸走的那天晚上，穿着西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西服，我记得很清楚，是浅灰色的。”

我想像着米家少爷穿西服的样子，穿西服的米家少爷，太不符合石油勘探队员的形象了。

她说：“他以前都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可那天是穿西服出门的，还打了领带，我以为他去开会，就问我妈，我爸有这么好看的衣服，以前怎么都不穿呀。”

我说：“别说了。”

米娜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她继续说着，有点像梦呓：“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他的样子了，可看见那件西服我就认出来了。对了，他身上还有股法国香水的味道，很奇怪，都一个礼拜了，还没蒸发掉。”

我和木瓜有点难过地听着，这时，汪团长手里拿着毛著，沿着池边走过来，她一脸严肃地说：

“训练期间，不准说闲话！”

我把脑袋扎进水里，游开了。可米家少爷西服上那股法国香水的味道，还是像不可阻挡的放射性尘埃随风扩散，经过兰州，越过西安，最后渐渐聚集到武昌昙华林上空，以至于每粒花粉、每个水分子都是香水的气息。

06

我们这些小青年还经常去工会活动室打乒乓球，以前男女青年各玩各的，现在常在一块打球，女青年扣球的时候，就好像有只老鼠要从胸口逃出来，男青年的眼睛全都像黑猫警长一样警惕地盯着。是因为那天游泳训练，使剧团里的女青年丢掉了羞耻吗？还是因为从那天开始，女青年突然发现男青年其实并不会嘲笑她们的发育，而是对她们的身体很感兴趣？

也是从那次游泳训练以后，我梦遗的对象不再模糊，她成了米娜，穿泳装的米娜，或者穿牛仔裤的米娜，每次梦遗后的第二天早晨看见她，我总是充满羞愧。

那天我又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米娜，想起昨晚的春梦，我的脸有些发热，她奇怪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呀，你怎么了？她说，我闻到你身上有股味道，你刚吃了香椿炒蛋吗？我的脸更热了，说你身上才有味道呢。

我从来不跟米娜这样说话，可那次真的是急了，我忘了换下被弄脏的短裤了。她惊讶地看着我，突然好像明白了时令不对，秋天哪来的香椿呢？她的脸顿时比我还红，她没再说话，丢下我，飞快地离开了。我立即转身，跑回姨妈家换了条短裤，我把换下来的短裤放到鼻子边闻了闻，的确有股香椿的气味。

我和木瓜在排练厅调试灯光的时候，米娜走进来，问我最近的百货商店在哪里，她说化妆用的凡士林用完了，丁师傅叫她去买。趁木瓜不注意，她把一个小纸团塞到我口袋里，等她离开，我展开纸团，上面写了句话：“对不起，早上我不是故意的。”

木瓜凑过来看，被我捅了一胳膊肘。他问我，写什么呢？我说，少他妈管闲事。很显然，米娜已经知道了我梦遗的秘密。她怎么会熟悉那种味道呢？我根本没去细想这个问题，我还在恼火，一个小青年的生理秘密竟然被一个女孩窥破，这实在是件丢脸的事情。

米娜太鬼精了，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走出排练厅没多久，她又转身回来，出现在窗口，冲我挤挤眼，远远地扔了个纸团在我脚下，我捡起来一看，上面写道：“知道你不高兴了，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经历我也有过。你要原谅我了，就把大灯拉三下。”

我真的拉了三下灯绳，排练厅的大灯三明三灭。她回头朝我笑了，木瓜却说，你发什么神经呢？

我想我是喜欢上米娜这样的女孩了，她跟米家花园一样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我甚至想，昙华林要是没有米家花园就没有故事了，就好像我十七岁那年没有米娜，生活就会跟我身上穿的黄军装一样平淡无奇。

有一天，我正在舞台上修音响，刘晓辉走过来，初中毕业后，他也进了剧团，在保卫科当干事，后来还入了党。他说：“工会活动室最近很热闹，尤其是你们电工班的小青年，有事没事老往那儿跑。”

我很不喜欢刘晓辉这副高高在上的派头，他只比我大两岁，却仗着自己是干部，经常对我们这些青工颐指气使，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们去工会活动室是打乒乓球，锻炼身体。”

他冷笑着说：“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听说你们这些小青年去工会活动室，是看女人的奶子，尤其是那个米娜的，比篮球还大。”

我一脚就把他踢到了地上，他爬起来跟我对打，全剧团的人几乎都跑过来看热闹，米娜在旁边急得大喊，别打了！木瓜假装上前劝架，狠狠地踢了刘晓辉两脚。我和刘晓辉都打红了眼，从房间里一直打到走道上，等姨妈和木瓜的爸爸将我俩拉开时，我已经满脸鼻血。

姨妈把我拽到一边，说：“你苕啊你，怎么跟刘干事打架？”

我知道姨妈为什么担心，刘晓辉不仅是保卫科干事，他父亲还是警备区的参谋，平素在剧团，没人敢惹他。

姨妈忙不迭地跟刘晓辉赔礼道歉，说我不懂事，叫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刘晓辉气哼哼地走了。木瓜把我推进电工班值班室，将一条手帕塞给我，挤眉弄眼地说：“擦擦吧，米娜要我给你的。”说完他就走了，有人叫他去换保险丝。

我用米娜的手帕擦着鼻血，哦，我又闻到了法国香水的味道，我的鼻子立刻不痛了。我还沉醉在法国香水的味道里，姨妈来到值班室，要我去跟刘干事认个错，我说我没错，认什么错。

姨妈说：“你一个小青工，跟干部打架，那就是犯错误。”

我说：“是他先出口伤人。”

姨妈说：“我看刘干事说的也没错，最近你们这些青工是有点不对劲，男男女女的老爱扎堆，影响很不好。”

我没好气地说：“我们就是在一块儿打打球，有什么呀，剧团里的演员在台上还不是男男女女打成一片。”

姨妈说：“我告诉你，谁都知道台上的人是在演戏，没有人会当真，但台下就算是说真话做真人，别人也会说三道四。”

我最终没有听从姨妈的劝告去跟刘晓辉认错。若干年后，想起姨妈说的台上台下的区别，我突然觉得，她像极了一个思想家。

我和刘晓辉斗殴的时候，汪团长正在文化局开会，回到剧团听说此事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一个青工竟然跟保卫干事打架，这不啻于以下犯上，我以为她会狠狠批评我，甚至给我一个处分，但她没有。她说事情我都知道了，刘干事本来是出于好意，想提醒年轻的男女同志交往注意分寸，不要犯作风错误，但用词不妥当，伤了你的自尊心，我已经批评了他。不过你也有错，不应该动手。这样吧，你写份检讨，明天交给我，以后不要再这么冲动了，你是烈士遗孤，要在大家面前做好表率。

她的态度让我很惊讶，我想难道是因为我的烈属身份，她才对我这么客气吗？还是因为她同情我是个没爸没妈的孩子？

我的猜想很快得到应证，她突然问我：“你想你爸吗？”

我不想在她的面前表现出可怜，我说：“不想。”

她似乎有些惊讶，但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你可以走了。”

我背着电工包走在昙华林秋天的傍晚，我故意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可我内心是真的难受了，并且有点想哭，我说过，我是个敏感的小青年，我不愿意被人可怜。当医院门口时，米娜闪身出来，把我吓了一跳。

她说：“我一直在等你，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儿。”

她看着我，说：“可我觉得你很不开心。”

我说：“不就是写份检讨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说：“我们去修道院坐坐吧。”

“刘晓辉说的那些话我听说了。”

我说：“你生气了吗？”

她摇摇头，反问我：“干嘛要生气？嘴巴长在他身上，随他说好了。”

我说：“我弄脏了你的手帕，洗干净后还给你。”

她说：“你留着吧，我还有。”

我努力想忘掉那些不愉快，于是说：“我好久没有见你穿牛仔裤了。”

她说：“下次你到我家来，我穿给你看。”

我说：“你妈知道我和木瓜去过你家吗？”

她说：“应该不知道，但她知道我交了你们两个好朋友。”

我说：“我还没见过你妈呢。”

她笑了，说：“我妈比我漂亮，有人还说我们像姐妹。”

这时，表姐唱汉剧的声腔从某个角落忧伤地飘过来，回荡在昙华林上空，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京胡的调调，那是木瓜的爸爸在拉琴，每到傍晚，他都会坐在家门口拉京胡，有时听起来，就像是在跟表姐一唱一和。

我说：“我该叫表姐回家吃饭了。”

米娜说：“有次我和我妈去买毛线，碰到了你表姐，我妈说她的汉剧唱得很好，有达拉皮科拉的意味。”

我有点迷惑，问她：“达拉皮科拉是什么？”

米娜说：“他是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囚徒》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表现了对自由的向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我听得无精打采，还打了个哈欠。

她识趣地换了话题，说：“你表姐身材很好，她穿牛仔裤一定比我好看。”

我对达拉皮科拉和意大利歌剧都不感兴趣，我只对牛仔裤有兴趣。和米娜分开后，我在胭脂路找到了表姐，她还是穿着那身几个月都没有换过的列宁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真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表姐漂亮过，在我的整个青春期中，她几乎都是以邋遢的形象出现的。

真是奇怪，米家花园的两个女人竟然都会欣赏一个疯子。我特意听了听表姐唱的汉剧，还是没明白什么是达拉皮科拉意味。然后我又看了看表姐的臀部，她穿着肥大的黄军裤，我使劲去想像她穿牛仔裤的样子，但根本想像不出。

07

可我还是觉得跟这个家有层很深的膈膜，尤其是姨妈，小市民气十足，一张刀子嘴让人生厌。我的父母就不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国立武汉大学国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母亲说话细声细气，身上永远有股粉笔灰的味道，父亲笑容温和，很讲卫生，每天要刷两次牙。印象中的父母经常在昙华林的春天，沿着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的足迹散步。你们知道昙华林的春天有多美吗？到处是花花草草和绿得发亮的乔木，每个角落都芳香弥漫，天空似乎是一块刚刚从染缸里捞出来的蓝布，蓝得都快滴下颜料。父母边走边翕动着鼻翼，像是要把整个春天的气息都吸进他们的肚子里。阔叶上颤动的阳光，包括天空飞鸟的轨迹常常让父母凝视良久，他们都不喜欢香樟，不喜欢松柏，却钟爱法国梧桐树。跟在父母身后，我也变得多愁善感。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我是这样怀念父母的好，却又一直记恨他们，我记恨他们把我孤零零地扔在昙华林。有一次，父亲从定日县的邮电所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激动得变调的声音说：“劲松，你知道喜马拉雅山有多高吗？像天一样高！”

那个时候我真是恨死了父母，凭什么他们可以在雪山脚下骑马、喝酥油茶、吃牦牛肉，却把我留在这座连马都见不到的城市里，他们太自私了。

刚到姨妈家的时候，我很不习惯，只要不是夏天，她和姨父两个礼拜也洗不了一次澡，他们的嗓门很粗，他们肆无忌惮地放屁，他们经常忘了刷牙，满嘴口臭，这都让我厌恶。我甚至离家出走过，我准备去喜马拉雅山找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但只走了两天我就被民警叔叔发现送回了昙华林，那时我才走到汉阳，武汉真他妈太大了。

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偷听到姨妈和姨父在隔壁对话。

姨妈说：“以后我们要多关心劲松，他太可怜了。”

姨父说：“我是巴心巴肝地把他当自己的儿子养，可他就是嫌弃这个家，我有什么办法。”

姨妈说：“我知道你委屈，我本来就命苦，我妹妹也命苦，还把一个命苦的孩子丢给我们，你把两辈子的苦都吃了，来世做牛做马我都会报答你。”

姨父说：“快别这么讲，我们是夫妻，我不帮你谁帮你。你放心，我不会嫌弃劲松的，我有饼子吃，就不会让他喝米汤。”

然后我就听见姨妈哭了，哭得很伤心。

从那天起，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对我好，我再也没有离家出走过。尽管我慢慢接受了这个新家，却始终不能跟他们融为一家人。我常想，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父母那样有教养呢？为什么他们不爱在春天伤感，不喜欢法国梧桐树？

姨父没念过大学，小学也没念过，他可怜的那点文化是解放后在夜校里学的。他老家在山西，民国初年山西大旱，他爷爷携老扶幼来汉口讨生活，在粤汉码头当搬运工。解放前，姨父在一家药店的账房当伙计，那时他最大的梦想是有家自己的小铺子。本来像他这样的半文盲也当不上干部，但机遇在年秋天到来了。他从汉口坐渡船回武昌时，碰到军统在船上追捕地下党，那个地下党被捕前把国民党的绝密江防图塞到他的蓝布褂子里，拜托他送到地下党在昙华林的一个秘密信箱，他照做了。幸运的是，那个地下党没有牺牲，解放后担任了工人夜校的校长，而姨父正好在那里扫盲，夜校结业后，他就入了党，分配到群艺馆当会计，成了干部，但老跟别人夸耀，自己做过地下党，出生入死。

有天深夜，我亲耳听到姨父和姨妈谈起往事。姨父说，他当时害怕极了，甚至想过找国民党自首，交出江防图，可又怕说不清楚，他更怕不照那个男人的话去做，共产党会找他麻烦。听到姨父的话，我对他更加鄙夷了，靠，他算什么国家干部，其实就是个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汪团长给我们这些青工做政治报告时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英雄的诞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我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英雄就是偶然的，就像姨父。还有我父母，像他们那样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能成为烈士纯属侥幸。我还认为，父母之所以要去援藏，根本就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觉悟，而是小布尔乔亚本性使然，他们只是喜欢雪山，喜欢海子，喜欢格桑花。

我甚至认为，父母很可能是去赏雪时才碰上那次雪崩的，他们完全是因为小布尔乔亚思想太浓厚了才送了命，跟英雄毫无关系。

姨妈十九岁的时候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小官僚当姨太太，解放前夕，小官僚带着正房逃去了香港，把她像包袱一样扔下了。照理说，像姨妈这样的出身也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但她到底进过戏班子，会装，她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旧社会对她的残酷压迫，还把小官僚留给她的两个金戒指主动上交给了军管会。后来嫁给姨父更是让她有了革命靠山，她得以在汉剧团获得了一份正式工作。说得好听点，她是个被旧社会奴役过的妇女，说得难听点，她是国民党反动官僚的小老婆。

姨父姨妈这样的人竟然成了我养父母，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所以我对他们的怨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经常跟他们唱反调，恨他们当初怎么不阻止我父母去援藏，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及时察觉我父母的小布尔乔亚思想？他们太缺乏革命警惕性了。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好让我替他们养老送终？因为他们只有表姐这一个女儿。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又跟他们唱起了反调。

姨妈说：“得给丫头找个事做，她老唱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影响不好。”

姨父说：“她这个样子，哪个单位敢要啊。”

我信口说了句毛主席语录：“主观主义是错误的，要倾听群众的呼声。”然后故意说：“我听别人讲，表姐唱得很好，有达拉皮科拉的意味。”

姨妈和姨父同时茫然地望着我，姨妈问：“达什么拉？”

我装腔作势地说：“达拉皮科拉，意大利一个歌剧大师的名字，全世界都有名。”

姨父说：“意大利好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吧。”

姨妈愤愤地说：“那些人这样说是别有用心，是想故意害你表姐，害我们全家。”

我嘴里又蹦出一句语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切人民群众说了算，我们说了不算。”

姨妈说：“你还小，很多事你不懂。”

我说：“我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懂的不比你们少。”

姨妈和姨父都放下了筷子，互相望着，我一口一句毛主席语录，让他们意识到跟我辩论充满政治风险，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成了反对毛主席。

姨父很明智地把话题转移到表姐的工作上，他说：“改天我跟谭主任说说，看能不能把劲松的表姐安排到火柴厂上班。”

姨妈说：“还是我去说吧，你是干部，得注意影响。”

姨父点点头，说：“也好。上次我住院，同事送了两瓶罐头，还有瓶蜂蜜，都还没动，你拿去送给谭主任。”

姨妈说：“这是大事，送这点东西可能不够。”

姨父说：“那就再买两斤水果糖。”

姨妈说：“买水果糖还不如买白砂糖，实在些。”

姨妈和姨父讨论起了给谭主任送什么礼物，我听得无趣，就放下碗筷出去了，跟他们打嘴仗真是没劲透了，他们总是不堪一击。临出门前，我又嘀咕了句毛主席语录：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我进了表姐的房间，她正往指甲上涂胭脂，看见我，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板栗，说：“吃吧，王母娘娘给我的。”

我知道这是姨妈中午炒的，我接过来，边剥板栗边说：“姨妈要你去火柴厂上班。”

她说：“我不去，我要唱戏。”

我挑拨说：“火柴厂经常发火灾，还烧死过人，千万别去。”

她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人可以剥夺我唱戏的权利！”

我说：“有人说你唱得很好听。”

她很严肃地说了句毛主席语录：“我们不要被别人的表扬冲昏了头脑，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真是信了她的邪，一个疯子居然也说起了毛主席语录。哦，“信了你的邪”也是武汉方言，就是I服了you的意思。

我说：“我亲耳听到的，是米家花园的人告诉我的。”

她似乎有些吃惊，看着我说：“你经常去那里吗？”

我说：“我就去过一次，米娜是我同事，她是米家花园的人。”

表姐也不是每时每刻都疯疯癫癫，有时还比较清醒，她说：“我见过她们母女，她们不说武汉话，都说普通话。”

我说：“米娜是在大西北长大的，她爸就死在那里。”

她说：“那里有秦腔，还有花儿。”

我说：“她爸死的时候穿着西服。”

她说：“她爸是绅士。”

我说：“她爸是反革命，畏罪自杀的。”

她冷笑着说：“挂十字架的不一定是耶稣，可能是十字军，上火刑架的不一定是撒旦，可能是圣女贞德。”

我被这句充满诗意和哲学思辨色彩的话震惊了，这是表姐说的话吗，还是她从哪里听来的，她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她又说：“我以后要嫁给一个穿西服的绅士。”

我说：“现在没有人穿西服了。”

她眼睛里闪烁亮光，她说：“会有人穿的。”

我想起米娜的妈妈也这样说过：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穿上牛仔裤，而且这一天不会太久。我突然有些紧张，怎么表姐说的话跟米娜妈妈说的话一个样，而且米娜的妈妈也喜欢听表姐唱汉剧，难道她也精神不正常吗？

我说：“千万别出去乱说，会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她笑了，然后像背语录似地说：“我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该勾引军代表，腐蚀祖国的钢铁长城，我认罪。求求你们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放我出去唱戏吧，我向毛主席发誓，一定痛改前非，今后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我知道她又犯病了。

我不想听她唱下去，太崩溃了，我故意转移她的注意力，说：“米娜的妈妈说你唱汉剧有达拉皮科拉的意味。”

她说：“达拉皮科拉我知道，是意大利的歌剧家。”

我吃惊地问她：“是米娜的妈妈告诉你的吧？”

她摇头说：“不是。”

我追问：“那是谁？”

她想了想，然后说：“一位绅士。”

我根本不相信表姐的解释，我想一定是她刚才听到了我和姨妈的对话，或者就是米娜的妈妈告诉她的。连我这个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后代都是刚刚听说了达拉皮科拉，她一个疯子怎么可能知道？

表姐继续唱起了《白蛇传》，手中拿着鸡毛掸子当龙泉宝剑，举手投足活脱脱一个千年蛇妖。那些唱词完全是小青怂恿白素贞去勾引书生许仙，和伟大的革命家法海作对。

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鄙视表姐，她迷恋汉剧跟我迷恋黄色歌曲并没有本质区别。当我听邓丽君唱歌的时候，仿佛有条小青蛇从秋天的深处爬出来，钻进我的衣服，在肌肤上肆意游走，那种恐惧的快感足以引起我的高潮。除了邓丽君，我还喜欢牛仔裤，喜欢法国香水，除了汉剧，表姐还渴望嫁给穿西服的绅士，现在你们应该看出来了，一个伪烈士的遗孤，比一个革命投机分子和旧式姨太太的后代实在高尚不到哪里去，他们其实是一丘之貉。

汉剧渐渐响彻昙华林的夜空，我有点嫉妒表姐了，至少她可以想唱就唱，而我更像个反革命分子，只能潜入米家花园，偷偷摸摸地听邓丽君、看牛仔裤、闻法国香水，永远不敢声张。

我竟然连一个疯子都不如，我他妈真是够窝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