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胆识与才气

——以李美皆的文学批评为例

唐小林/文

已刊《兰州文理学院学报》年第1期

在《是谁败坏了批评家的名声》中，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并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及其批评家堕落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本来就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事实却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文学批评家即便是要想说出一点常识，或者真话，在当下极不正常的文学生态之下，往往都会异常艰难。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会像当今的文学批评家这样急功近利、内心浮躁，甚至为获得当红作家们的青睐绞尽脑汁、六神无主。他们往往为了一点可怜的蝇头小利，想方设法地去巴结那些所谓的当红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写成了向当红作家低首下心、溜须拍马的文学谄媚书。

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的确是非常严峻的，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对中国的文学批评感到彻底的绝望。因为我始终相信，在污浊的泥塘里，也会有莲花盛开。无论有多少鼓吹“烂苹果”的批评家随波逐流，集体起哄，都总是会有一些特立独行，敢于说出文坛真相的文学批评家逆流而上。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为了剜除那些不断出现，侵蚀当代文学的“烂苹果”，李美皆令人欣喜地出现了。她手起刀落，为当代文学批评奉献出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文学批评的平常之心》三部广受赞誉的文学批评集。

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在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中偶然发现“李美皆”这个名字时的那一份惊喜。阅读李美皆的文学批评，给我一种久违了的喜悦和兴奋，在众多有着学院背景的文学批评家中，她的批评文字真是太特别了！在她的文章中，我们从来看不到那种装腔作势的“学院腔”和一大堆诸如什么“能指”“所指”，故作高深的“学术名词”，更看不到德里达、福柯、本雅明、罗兰·巴特这样一些时常被某些文学批评家们挂在嘴边，动辄被他们拿出来吓人的“洋大咖”的名字。与那些为学术而学术，为批评而批评，热心制造学术垃圾的学院批评家相比，李美皆更像是一位文坛的临床“医学家”，她总是能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仔细的比对分析，找出某些当红作家的病因所在，从而对当下文坛进行病理切片，递交出一份份当代文坛的病理检验和某些当红作家的“病象报告”。

李美皆的文学批评，可说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另类”，她手中的笔，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只要是文学的机体上产生的病变，一律都会成为她“动刀”的对象。她用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抽丝剥茧的条分缕析，为当代文学批评赢得了高贵的尊严。在文学批评如同集体大合唱，偏离正常轨道的今天，李美皆拒绝加入“合唱团”，其独立批评的姿态，无疑就像一股难得的清流。

01

接续现代文学优良的批评传统

别林斯基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文学意见》中说：“在我们这里，大家爱读批评，这一点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一本杂志总是打开在刊登批评的一页上，第一篇剪裁开来的文章总是批评；不管一本杂志多么坏，多么萎靡不振，可是只要偶然登载一篇精彩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就会被人阅读，登载它的这一期就会被人从尘封积压的地方翻出来重见天日；杂志具有强大的力量，首先应该归功于批评。如果没有批评，杂志就像是没有脸的人像，解剖学的实验标本，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机的生物。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许多原因：被损害的自尊心，个人利害关系，但最主要的是：对于教养的渴求。现在非常明白，批评在俄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该经由怎样的道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也同样非常明白，在我们这里，批评多么重要，好的批评的影响多么有益，坏的批评的影响又是多么有害。”①在俄国文学史上，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众多伟大的作家和经典作品，恰恰在于他们拥有一种良好的文学生态，与这些伟大作家共处一个时代的，还有许多如像别林斯基、赫尔岑这样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俄国作家对文学批评家的欢迎程度，主动寻求批评家批评，要求公开指出其作品不足之处的虔诚之举，真让人为当下那些拒绝文学批评，甚至公开宣称不看文学批评，趾高气扬的当红作家们感到羞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同样出现过文学的良好生态。作家指名道姓地批评著名作家的创作弊病，早已成为人们见惯不惊的家常便饭。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②傅雷直言不讳地批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理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③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公开批评鲁迅先生：“他缺少一种组织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④李长之在谈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时说：“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是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唯一的批评者的态度。”⑤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鲁迅先生在看过该书付印的样稿之后，还帮助李长之订正了其中的时间讹错，并给他寄上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李长之也让书局按照原来照片的大小，印在了书面上。这种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良好的生态关系，实在是令人怀念和羡慕不已。鲁迅先生与当下某些当红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可说是霄壤之别。在当下，我们时常看到的是，批评家批评了某位红得发紫的作家，这位作家往往就会情绪失控，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明里暗里都会对批评过自己的批评家大泼脏水。这种鸡肠鼠肚，心胸狭窄，店大欺客的作家，在当下的文坛，并非仅仅是个别现象。批评家对这样的作家，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脸地吹捧他们，宠着他们，写文章哄他们开心。批评家的文章，必须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可才算是好文章，这是某些与当红作家勾肩搭背，春风得意的“批评大腕”的经验之谈。基于种种原因，当下的文学批评，几乎清一色地蜕变成为了一边倒的文学表扬。看作家脸色，尤其是那些当红作家的脸色撰写文章的文学“轿夫”，已然成为了当下文学批评的“主流”，那种敢于对如日中天的当红作家指名道姓，进行公开批评的文章更是犹如凤毛麟角。李美皆的文学批评，令人欣喜地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良的批评传统，即便是对那些自己非常熟悉，并且有所接触的著名作家，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她照样是指名道姓，毫不留情。在《文学批评的平常心》一书中，李美皆对自大、自狂、自恋的“著名作家”周涛的批评，居然就有两篇长文，多达数十页。这种不惜花费大量笔墨，重磅出击、靶标精准、深度剖析、力透纸背的文章，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的确是不多见的。在《自传不是华山论剑》中，李美皆针对周涛“老子是文坛第几”，幻想成为文坛“第一”的蹊跷心态，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真诚的奉劝：“操心名次是对文学怀有功利心，那么，越操心，境界越低，心力越短，排名越往后去了，不如别操心了，文学自会给您公平的回馈。”“其实，这个文坛的‘评价’本身就是虚的，‘大师’这个词已经用滥了，给您一百顶‘大师’的帽子又怎样！若把文学视作绿林，那江湖座次实在排得很混乱很随意。”在文章中，李美皆并非仅仅针对的是周涛自传中出现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许多作家老年之后，自传究竟应该怎么写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她尤其赞赏歌德对自传的写作态度：歌德并不相信“自传”是“真实”的，但他仍以最大的努力和诚心，以60岁之后的圆熟的洞察力，去描绘主宰自己一生的“根本真实”。这部自传的“诗”的成分也许多于“真”，但渗透歌德晚年的觉悟：“树可以长高，但终不抵天。”所以，它“有王者般的‘大’，有禅师般的‘慧’，充实、宁静、安谧，而又睿智。像沉甸甸的稻穗，不再如年轻时高昂着头，而是谦卑弯腰，低头向着无言而沉重的大地……”这才是老者的自传应有的境界。

02

举重若轻，懂得人心和深谙人性

在当今的文坛，许多所谓的当红作家在骨子里是看不起文学批评家的。他们浅薄地认为，文学批评根本就算不上创作，与那些从事小说、散文、诗歌写作的作家相比，文学批评家仿佛天生就要低人一等。这种近乎愚蠢的观念，恰恰说明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有多少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但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优秀作家，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呢？同样，在当今的文坛，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人，可说是多如牛毛，但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优秀的批评家呢？许多从事文学批评，终身端着文学批评这个饭碗，甚至自以为是著名文学批评家的人，其对文学的领悟能力和鉴赏能力都是非常令人大失所望的。李美皆的才气，来自于她卓越的文学天赋，她是当今文坛既从事文学批评，又擅长小说、散文创作，广受赞誉的文学批评家。正因如此，与许多文字干瘪，语言枯燥，并不真懂文学的学院批评家相比，她的文学批评始终呈现出一种凌厉的气势和势如破竹的风格。在表现方式上，尤其注重语言的精准和鲜活，妙语迭出，甚至间或出现的冷幽默，使李美皆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辨识度。当许多学院批评家把自己的写作当做高台讲章，以为这种充满方巾气的文章可以打通别人大脑的时候，李美皆怀着一颗批评的平常之心脱颖而出了。在李美皆看来，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平，再来着眼深奥的批评。人情练达即文章，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李美皆剖析问题，常常是举重若轻，懂得人心和深谙人性的。在《余秋雨的矫情与尴尬》中，她不是像某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一样，在批评时蛮横无理，而是对余秋雨矫情的成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余秋雨的矫情也未必完全出自刻意，这可能跟领导者的“亲切”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经过这些年的做官和成名，余秋雨已经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尊者”。凡为尊者，当然是越受尊重，越想有个“尊者”的样子了，余秋雨的作秀就来自这里。他的作秀其实是一种拘谨，而之所以拘谨，就是因为太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太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余秋雨了。余秋雨的为文一向好修饰，人的为人和为文往往具有惊人的一致，所以他的修饰和矫情、作秀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余秋雨，这很自然，他只想在声名的峰巅处处留心，稳步上升罢了。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留心到，所有的完美都是脆弱的，一个人越想把自己塑造得完美，就越是破坏了预期的完美性；一个人越想呈现自己完美的一面，就越容易暴露自己的不完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心和人性，恰恰正是李美皆打开文学批评之门的钥匙。这种透过人心和人性来观察作家，分析其作品的方法，可说是李美皆文学批评能够直击人心，赢得广泛赞誉的原因所在。王朔曾经是一个红极一时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王朔坦言说：“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这不是幌子，像我这种庸庸碌碌活到今天的人很少有，也没道理产生什么使命感。叱咤风云的主儿见多了，你就是努力出血来，历史仍然毫无所动地按照它本身的内在规律缓缓移动，既然浪遏飞舟不免徒劳，弗如开始随波逐流。”⑥在王朔如日中天和逐渐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李美皆先后写出了多篇分析和研究王朔创作，及其所面临的瓶颈的文章。这些文章，恰恰正是从人心和人性，对王朔及其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的。在《王朔为什么不继续“看上去很美”？》中，李美皆写道：“王朔沉默了七年，写了《看上去很美》，并且在《自序》当中对自己进行了认真、严肃、深刻的清算，可以说，王朔从来没有这么真实过，也没有这么正经过。《看上去很美》标志着王朔从所谓‘痞子文学’向严肃文学的转型。可是，回报他的却是一片嘘声。”聪明如王朔，也有“蒙圈”的时候。对于这样的“王朔现象”，李美皆剖析说：“这是一个尴尬的错位，当王朔已经在自我批判在蜕变在新生的时候，他的拥戴者却还深深地喜欢和迷恋着过去的他。他们认为王朔应该是一个痞子，王朔要正经起来就不是王朔了。王朔以为自己不痞了是改邪归正，他的拥戴者却以为是改正归邪。”“正因为王朔是一个脆弱并害怕正经的人，《看上去很美》带来的尴尬才格外致命。”李美皆的这篇文章，尽管写于十多年前，但其对王朔写作的预见性，却是直接命门的：“尽管《看上去很美》已不招人待见，但王朔彻底失去轰动效应，应该是在《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之后。这些骂人文章一方面使大家看到王朔原来也读过一些书，可以算个轻性知识分子了，另一方面也使大家看到王朔原来真的很无知；既使大家明白王朔原来还有这一手，也使大家明白这一手也不过如此。指点文学江山本来就是王朔的弱项，却偏偏挤进来‘装大个儿’，结果就是露长更露短。王朔已经把自己抖了个底朝天，别人还会对他有什么想头呢？真不如藏愚守拙明智。正是这些文章，使人看到了王朔的无聊、无非如此，黔驴技穷，因而彻底对他失去了兴趣。”在《看上去很美》遭遇滑铁卢之后，王朔在回答学者葛红兵的访谈时说：“《看上去很美》是我为自己写的，所以我不对读者的反应失望。我很高兴通过这部小说摆脱了一部分读者，没有想读者，读者太多太杂也是负担。”⑦这种矫情的话听起来，简直好像不是出自王朔，而是出自贾平凹，或者余秋雨之口。由此看来，王朔最终都没有真正明白，读者为什么会对他再也不感兴趣。向来以善于调侃，拿别人开涮的王朔，一面担心读者太多太杂成为负担，一面又担心在写作转型之后失去读者。于是，他总是患得患失，在写作中不断问自己：这是不是小说？，王朔生怕他们看不得懂。事实上，余秋雨也好，王朔也好，他们在写作时都有致命的缺陷。学界对他们的批评已不在少数，但像李美皆这样能够准确把脉、找准其病根，进行深度剖析，令人击节赞赏的文章，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却并不多见。而这样的文章，靠的绝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和勇气，而更需要的是才气。当代文坛最不缺的就是满嘴跑火车的表扬家和一味谩骂的酷评家，而是懂得审美鉴赏，深谙作家创作心理的真正的批评家。

03

用审视和审美的眼光分析作品

在李美皆的文学批评中，对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精辟、深刻的分析，堪称其文学批评中极为精彩的部分。其曾引起过强烈反响，广为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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