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通俗类书中武术文献研究成果

刘毅

中国古代类书历史悠久，卷帙浩繁，雅俗殊途，是一种“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类书分为官修、私撰和坊辑三种形式。坊辑的一类书籍，之所以冠以“通俗”的定语，主要是指它有别于官修、私撰类书庄严典重的文化品格而言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官修、私撰类书与通俗类书的区别，现将三种类书的不同点归类如下。

一是编纂的主体不同。官修类书一般由皇帝亲自组织朝臣通儒编辑而成；私纂类书者，一般多是由名士硕儒或王公显贵；坊辑类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通俗类书，一般是由商贾亲自操觚编撰，或由下层文人与书坊合作，其书多不署名氏，故而编者大多难以确考。二是编纂的动机不同。官修类书一般出于政治的目的而编纂；私撰类书主要针对作文或科举应试而作；通俗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利，但牟利的背后，则反映出庞大的潜在的阅读市场和四民大众的需求，这才是真正催生通俗类书繁荣的根本所在。三是传播的形态不同。官修和私撰类书的文本形态一般是稳定的，往往以定本形态传播下去。而通俗类书为保持与时俱进的新鲜度，总是不断地淘汰旧知识，充斥新内容，这必然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没有定本，难寻原本，其文献学价值大大降低，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辑佚功能也被严重削弱”，这可能也是历来不受文献学家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四是雅俗程度不同。毕竟官修、私撰类书所针对的人群不是普通的四民大众，“避俗趋雅”的修辞和文风与通俗类书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殊途有别，在通俗类书中附载的大量插图、歌诀、歌谣以及灵活多变的版面设计等，也是官修、私撰类书所欠缺的。

“武备”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定公十年》：“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此时的“武备”，泛指与军事有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晚明时代，通俗类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刊刻的众多通俗类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门类---“武备门”,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并在短暂的昙花一现中，很快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蜕变。其涵盖的内容，最初涉及兵法、拳棒、枪钯、射艺等内容，即有与兵书篇牍重合的成分，也有民间武艺独立成章的内容。渐及发展，则逐渐脱离兵法、射艺等内容，向拳、棒、枪、钯等“形而下”的武技范畴靠拢。

清代以降，通俗类书的刊刻相较于明末的繁荣，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萧条期，直到乾隆四年（年），始见以明人“陈眉公先生纂辑”为底本，清人“毛焕文增补识”的《增补万宝全书》面世，其间偶有明时旧版的翻刻，亦属凤毛麟角，但对于时人来说，“武备门”已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大都在回光返照中带着阉割的残体辗转于“笑谈门”或“酒令门”之中。及至民国，为“适应新制用品”的时代狂流，这具已死的躯壳连最后的“类目”尊严也被剥夺，在新派类书印刷的轰鸣中，依旧无法摆脱复归故纸堆的宿命。

《明刊通俗类书“武备门”之考校》一书，是目前国内学界首部结合明代实体武术遗存和文本实物进行研究的专著，也是首部通过传统武术的视角对明代通俗类书进行研究的专著，同时也是首部通过戏曲、小说文本结构形式对传统武术进行研究的专著。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分为考证和校注两个部分。

考证立足于明末“武备门”形成与发展的辉煌期，参照享誉明代的实体武术遗存，注重诸家武术文本资料的横向比对，按照“武备门”内容的构成，划分了七个主题：一是邵陵拳法，二是邵陵棍法，三是枪法，四是钯法，五是耍家心传要诀，六是相扑古法，七是抓拿解法。由于“武备门”中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庞大，对于这七个主题的考证，并不是按照“武备门”的自然排序展开的，而是根据“武备门”的形成与演变，以及武术文化与技术构成的关系进行的系统论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武备门”在通俗类书中的消失和转移，已不再对传统武术的递变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清代与民国的通俗类书中有关武术的内容，不作为本书考证的重点，仅就通俗类书中有关武术内容的文本变异情况做一宏观的论述。同时，为保证研究资料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是书还选取自明代至民国包含武艺内容的类书20余种，附于书末。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除对明代万历元年（年）和万历二十七年（年）的两个版本进行系统校注外，其它版本仅就错讹、遗漏、颠倒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补校。

一、文本与实证的互动

明刊通俗类书是“武备门”的原始载体，有关武艺内容的来源、地域、作者、成书背景、援引典故等，有赖于众多文本的梳理与考证。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基本理清了“武备门”武艺内容的来源，确定了同属于苏、浙、闽、徽民间武艺的两个底本。通过考证，初步得出文本形成的上限，至迟不会晚于明万历元年的结论。

是书不以清代或近现代武术为基点，摒弃回溯仰视和纯文本的考证方法，而是站在超越和平行于明代武术的高度，结合明清遗存的实体武术，运用俯视、环视、平视的开放视角，勾勒出晚明武艺的宏观场景，为破除学术研究过程中的诸多虚妄，提供坚实可靠的修正标的。例如，通过引入形成于宋元时期的宋太祖长拳，提供早于明代的武艺样本，与尔后形成于永嘉时期的关东长拳（五虎下西川拳），共同构成早于晚明的实体武术的证据链，系统地阐述了“武备门”中“二女争夫”与宋太祖长拳中的“二人征夫”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从而能够对拳势的年代定位做出有效地判断。

文本与实证的互动，进一步开启了我们对诸多明代武术文化的深层认知。例如，明代中期的南北兵大比武和抗倭战争造就的武术优劣的排序，明末轰轰烈烈的创拳运动，以及释道文化在清代武术中的泛化现象等，都是极少引起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