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皇帝上奏了一封奏折。这封后来被取名为《炼铁全厂告成折》的奏折，主要是为了向皇帝汇报汉阳铁厂建设工程完竣一事。在该奏折之后，张之洞还附有两份“附片”：依照清代的奏折制度，一折只奏一事，如还有与之相关的他事需奏，则可在奏折之后另加附片，每片亦只奏一事，以“再”字开头。这两件附片中，有一片名为《设立自强学堂片》，其全文如下：

再，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自同治以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同文馆，创开风气，嗣是南、北洋及闽、粤各省，递设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武备学堂，人才奋兴，成效昭著。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臣前奏明建立两湖书院，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学生先以二十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每门延教习一人，分斋教授，令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尚空谈，务求实用。所需经费，暂就外筹之款凑拨济用，俟规模渐扩，成效渐著，再行筹定专款奏明办理，以为经久至计。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由于这所学堂是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的一个副产品，其筹办经费乃张之洞自行“暂就外筹之款凑拨济用”，无需向朝廷请款，因光绪皇帝对于这件对他而言可谓无关紧要的小事，只例行公事地在奏片上朱批“该衙门知道”五字罢了。根据笔者考证，这一朱批的准确时间，是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即年12月27日。从张之洞在奏片中的表述来看，在他写此片时，学堂应该已经建成开学了，但应该距离竣工开学的日期不远。在开学具体日期已不可靠的情况下，光绪帝的朱批，可视为是学堂在法律上完成了在清廷“备案”的手续，也就正式宣告成立了。

自强学堂在湖北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史上，是颇为重要的一个先驱。在此之前的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虽然通过逐渐改革，已事实上类似于新式学堂，但仍没有完全脱离传统书院之形式；-年左右开办的矿化学堂，虽然是湖北近代史上第一所明确冠以“学堂”之名的新式学堂，但规模很小，且只是昙花一现，开办几年后便停办了。而年开办的自强学堂，则是湖北近代新式学堂发展历史上具有较大办学规模、持续稳定开展教学活动，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第一所学堂，在近代武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之洞创办这所学堂的缘起，与两湖书院关系密切，而学堂一开始也并不打算名叫“自强”。张之洞最初计划在两湖书院的招生计划中，单列40名商籍名额，随后他在年决定将之单列为“方言商务学堂”，即“专习各国语言文字，及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塞漏卮，畅销土货，阜民利用之术”但此后，他的想法经过了多次变化，不仅计划增列算学、格致二门，学堂的名称也一再变更，从方言商务学堂，到“博学堂”，再到“自强书院”，最后才定名为自强学堂。这些反复的变更，一方面体现出张之洞本人的行事风格，但另一方面也足见他对此事甚为上心，对这所新的学堂寄予厚望。

自强学堂首任总办蔡锡勇

然而当时湖北的实际情况是，新式教育起步较晚，不仅师资严重缺乏，合格生源不足也成为问题。其结果是自强学堂开设后，四斋中仅有方言一斋按日上课，其余三斋则只是按月考课而已，与旧式书院的情况几无差别。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在大感失望之余，也决心对其加以改革整顿。年，他结束署理两江总督之任回到武昌后，便委派其自南京带来武昌的幕僚姚锡光对学堂加以整改。这次整改的具体情况，在姚锡光的日记中有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其过程与早前学堂的创办历程如出一辙，也同样是经过了多次的反复而一波三折。对于这所学堂究竟是何定位，要向何处去，张氏一开始似乎也没有完全拿定主意，他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学堂仅外语学科的教学正常开展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似乎仍不愿放弃将这所学堂办成多学科综合性专业合技术学校，培养各种技术人才的寄望，因而反复多次要求姚锡光修改学堂章程。然而经过数月的反复，张之洞最终还是选择了面对现实，将早前计划的所有各类自然科学之“门”的计划一律作罢，而把自强学堂改为专门教授外语的学堂。此时的自强学堂，分为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又设立了译书处，不久之后在留日兴起的背景下，张之洞又在其中增设了东文门。这样一来，自强学堂的“方言”课程已经成为了教学量远远多于其他课程的主干教学内容，该学堂已事实上成为了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到了年，张之洞则干脆将之改名为实至名归的“方言学堂”，重新招生了。

清末北华捷报馆《行名录》中的自强学堂条目，记载了学堂提调程颂万及部分教师的姓名

自强学堂末任提调程颂万

自强学堂的位置，在武昌大朝街口三佛阁，毗邻铁政局之侧。大朝街即今武昌复兴路，三佛阁和铁政局在今武昌读书院街西侧路口。在今读书院街和复兴路教会的丁字路口处，就是当年的自强学堂校址了。这处校园呈南北狭长形，西面紧邻铁政局，东面是张之洞所开办的银元局和铜元局，北侧则是今彭刘杨路，四面都已基本没有发展空间，在一开始学堂规模尚小时还能接受，但很快就显得不敷使用了。姚锡光在受命改革学堂时，就有扩充校舍之想法，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自强学堂创建之始，本书院规模，非学堂规模，讲堂迫隘，不足容生徒……须迅禀制府，以便筹画，不然生徒已招，而无讲堂可容，将成笑柄。”但经过考察后，他发现其校址周边实在无地施展，也就只得不了了之了。

年，张之洞将城内的农务学堂搬往城外武胜门北宝积庵另建新校址，城内东厂口的院校舍，便被决定拨给方言学堂。方言学堂搬走后，位于读书院街的这处旧校舍，终于被降格以求，用来举办中学堂了，紧接着在这里办学的，便是清末的文普通中学堂。所谓“普通”，是张之洞规划的新学制中，对中学教育的称谓，其中又分文普通学和武普通学，即文武两方面的中等教育。年，张之洞率先在省城武昌创办了一所文普通中学堂，定学额名，暂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旧班学生的一部分归入，将来则以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升入。文普通中学开学之初，有学生人，教职员30余人，毕业校友中，包括宋教仁、董必武、石瑛、黄侃等日后政界、学界的知名人物。

年《湖北省城内外详图》中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武汉教育普遍受到战争冲击，各学堂皆陷入停顿。至年10月，湖北教育司司长姚晋圻委派原两湖总师范学堂教务长郭肇明负责重建师范，在原校师资基础上组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于原两湖总师范学堂校舍被军阀王占元占据不还，省立一师乃择定原文普通中学堂校舍，也就是自强学堂的旧址为校址，于年开学，此后，在此处办学历时10年，至年迁回都司湖原址。而读书院街的老校舍，最后作为校舍的使用者，是武汉市第31中学。如今，昔日的校舍早已不复存在，学堂旧址处已几乎看不出往日的痕迹了。唯有“读书院”这一地名，似乎还在讲述着这条小路上昔日的弦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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